“自然之友”副会长梁晓燕回忆，无论是上街买菜，还是去政协开会、报到，梁从诫从来都是骑着一辆老掉牙的自行车。

　　他是梁思成和林徽因之子，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也是耿直敢言的环保斗士。秉持着“饮冰室主人”梁启超那份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独立人格以及对社会的责任，他率先以公民的名义为环境发声，为“无告的自然”请命。

　　在这个环境异常脆弱的国家，梁从诫无疑是一个坚强而固执的存在。2010年10月28日下午4时许，这位78岁的老人在与疾病抗争数年之后，因内脏器官衰竭，撒手人寰。

　　他过世的消息，就像一枚小石子，激起些许波澜，但很快便沉没在大型盛会闭幕、房贷政策波动，以及一系列中国式的社会新闻里。11月2日，在位于北京世纪坛医院的灵堂里，梁从诫的告别仪式简单而略显冷清。依从他生前的心愿，仪式婉拒花圈、花篮，前来悼念的人们手执单枝鲜花，向他进行最后的告别。

　　有人评价，梁从诫的离世，代表着中国环保一个时代的结束。1994年3月，梁从诫创办中国最早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时，环境保护还只是一小群社会精英的想法。短短十多年过去，一小群人的行动已几乎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尽管人们在提起他时，总是习惯性地加上“梁启超之孙”、“梁思成和林徽因之子”的头衔，梁从诫的种种行为却显得颇为“寒酸”。他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印在用过的废纸上，事先剪成一小叠，做成“名片”。每次外出吃饭，即便是赶赴香槟酒晚宴，他都随身携带一个大布袋，里面装着勺子、筷子。他拒绝纸巾，只使用一方发黄的白手帕。

　　“自然之友”副会长梁晓燕回忆，无论是上街买菜，还是去政协开会、报到，梁从诫从来都是骑着一辆老掉牙的自行车。有一次，他甚至被会场的门卫拦住：“你给谁报到？”“我自己！”门卫不信，直到梁从诫掏出委员证，对方才放他进入。

　　到过“自然之友”的人都知道，那里的工作人员待客，只倒半杯水，“免得浪费”。办公室里的打印机、文件柜、保险箱是梁从诫的朋友淘汰下来的。黑色的沙发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椅子套则是工作人员在家里缝好带来的。即便是梁从诫的生日，工作人员亲手制作的贺卡，也仅是一张小小的签满名字的绿色纸片。

　　梁从诫明白，环保主义者光做到“身体力行”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能力、有策略去影响他人。然而，十几年中，人们常常看见梁从诫单薄而无奈的身影，在一个工业发展狂飙突进的国度中显得格格不入。他像一个孤独的老人，“可他依然坚持着，淡然而从容”。

　　一名“自然之友”的工作人员记得，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梁从诫经常在国家机关、大学和社会机构进行演讲。有一次，全场只有5名观众。他却笑着说：“如果我能在你们5个人的心中种下5颗绿色的种子，我就很欣慰了。”

　　他甚至感召了一名在五道口服装批发市场摆摊的小伙子。这个染着金发，崇拜切·格瓦拉的年轻人，每天收摊时，总会穿梭于市场的各个角落，捡拾废弃的塑料袋。

　　然而，这位温文尔雅的学者，在许多场合，都是“不受欢迎的人”。一段时间里，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梁从诫，总是这样一个老头：执拗、脾气火暴，不撞南墙不回头。

　　1999年，他应邀到上海参加全球500强财富论坛。面对台下的经济巨头，这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毫不客气地说：“你们所津津乐道的‘世界工厂’实际上只是‘世界厨房’。用我们的原料做好饭菜，端上国际大餐桌，给我们剩下一堆鸡毛蒜皮烂骨头，还有烟熏火燎的污染！”

　　2001年，在北京城市河道治理对话会上，他因为河床干涸的缘由，与一位北京市领导争执得面红耳赤。他当面斥责：“你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以至于这位官员气得拂袖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