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后，逃亡到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及其同党不断“恶毒攻击”慈禧太后一伙。慈禧恨得咬牙切齿，必欲除之而后快，但如何下手却是个大难题。10月13日，有“智多星”之称的御史杨崇伊通过庆亲王奕劻密奏一本，慈禧读后眼前一亮，决定依计而行。

　　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后，逃亡到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及其同党不断“恶毒攻击”慈禧太后一伙。慈禧恨得咬牙切齿，必欲除之而后快，但如何下手却是个大难题。10月13日，有“智多星”之称的御史杨崇伊通过庆亲王奕劻密奏一本，慈禧读后眼前一亮，决定依计而行。

　　杨崇伊，字莘伯，江苏常熟人，光绪庚辰(1880年)进士，入翰林，任编修。早在政变前的9月18日，他就通过奕劻向慈禧密呈《大同学会蛊惑士心引用东人深恐贻祸宗社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折》，声称康党搞的“大同学会，外奉广东叛民孙文为主，内奉康有为为主”(康党确实和孙中山合作在日本横滨开办了大同学校)，要求慈禧周咨博访，密拿大同学会中人，分别惩办，以正人心。这些话打动了正因光绪帝谋开懋勤殿向她要权而十分恼火的慈禧。19日晚，她突然离开颐和园，返回大内，加强对光绪帝的监视约束，成为戊戌政变的前奏。

　　政变后杨崇伊以功臣自居，却未捞到实惠，心有不甘，这次的密折说：“窃康逆为孙文羽翼，孙文勾引东人(日本人)……康、梁避迹，必依孙文，此人不除，中华无安枕之日……亟应设法密图，幸而有机可乘，有人可用，请允臣等相机办理……臣所有折片，事关机要，吁恳皇太后密收，即军机大臣，亦勿宣示。”

　　所谓“有人可用”的人，就是他的师弟刘学询。

　　慈禧起用刘学询

　　刘学询(1855～1935)，字问刍，号耦耕，香山人，进士，二品顶戴即选道员，赏戴花翎，与孙中山为同乡密友。李瀚章(李鸿章兄)、谭钟麟任两广总督期间，刘在广州包揽闱姓(以在科举考试前对中举者姓氏下注的方式运作的赌博，有类于今日的足彩，当时在广东是“官督民办”，沉迷者众)，积赀巨万(日本人内藤虎次郎1899年秋到上海拜访刘学询时，闻刘有资产“七百万两左右”)。

　　1895年，孙中山在广州建农学会，作为起义机关。刘学询入会，与闻起义计划。起义流产后，孙中山流亡海外。刘学询平安无事，但被绅士数十人联名呈控，称其中饱数百万元。谭钟麟初将其查办奏革，后受刘巨额贿赂，不予深究。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为御史宋伯鲁草拟弹劾谭钟麟与刘学询狼狈为奸。清廷下令广东巡抚许振祎查处。许不敢得罪谭钟麟，仅覆奏要求“勒罚刘学询银一百万两”。刘学询逃到上海避风头，戊戌政变后，急欲报仇雪恨，遂自告奋勇，向杨崇伊提出愿前往日本捕杀康、梁，当然还借此洗脱罪名，免交罚款，开复官职。

　　慈禧准奏后，果然高度保密，除刘学询外，就只有慈禧、奕劻、杨崇伊(也许还有刚毅，李鸿章后期亦直接参与)知道内情。1898年11月16日，上谕称：“已革候选道刘学询，着赏给知府衔，已革内务府员外郎庆宽，着赏给员外郎衔……所有该二员呈请自备资斧，亲历外洋内地游历，考察商务等语。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察核办理。”刘学询所有处分，就此一笔勾销。11月22日上谕正式拍板：“知府衔道员刘学询，员外郎庆宽，着自备资斧，赴外洋内地游历，考察商务。”

　　出洋前，刘学询先往上海，向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代理小田切万寿之助咨询，有何办法可捕拿康有为。小田切告诉他，只要中日两国努力疏通相互了解、求敦睦交谊之道，康有为事件将自见分晓。奕劻听从刘学询的建议，经慈禧同意，密电召小田切赴北京共商大计。小田切3月14日收到密电，经外务省批准后，5月12日抵达北京。与此同时，日本人塞给康有为7000(一说9000)日元(当时日元币值远远高于今天)，打发他马上开路。康有为很不情愿地在3月22日由横滨乘“和泉丸”赴加拿大。

　　日本人此举，其实大大成全了康有为。他一到加拿大，就弄起了保皇会，从此风生水起，家财万贯。

　　刘学询密会孙中山，心狠手辣的慈禧为何宽大为怀？

　　5月21日，奕劻、杨崇伊、刘学询、小田切在庆王府密谈。奕劻说：清廷欲以密电与天皇通讯，敦睦交谊，交换意见，此事要严守机密，方能成功。总理衙门与驻东京的李盛铎公使，均不能让其知道此事。为促成此事，欲派刘学询、庆宽两名密使前往贵国。小田切反应积极。

　　第二天清早，杨崇伊到宫内谒见皇太后、皇帝，汇报会谈情况；下朝后又去见小田切，申明两宫非常希望能与天皇陛下时常通信。6月1日上谕说：“兹特简派二品衔道员刘学询、员外郎衔庆宽，亲赍国电一道，密码一册，前赴东京，面呈日本国大皇帝亲收。除交涉公事仍旧照章由两国政府商办，惟两君通问，即凭此册密码电传。”

　　于是刘、庆马上从自费考察商务一下子升格为外交特使了！

　　1899年7月8日，使团由上海乘坐日本“西京丸”邮船东行。14日抵达东京。26日觐见天皇时，刘学询、庆宽还分别被授予勋二等瑞宝章、勋三等旭日章。

　　对刘学询而言，此行其实还有比觐见天皇更重要的秘密使命，那就是招降孙中山。

　　与刘、庆二人同行的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的日记说：“(7月)16日，访问住在帝国旅馆的刘学询、庆宽等，协议各事，12时归。午后，孙文来访。18日，访西乡内相，见中国公使李盛铎，畅谈至午后。孙文来访。”

　　“(7月)27日，访刘学询，一道拜会西乡内相。同夜，又伴孙文与刘密谈，至夜一点归。”

　　其后孙、刘又于8月28日、30日二次会面密谈。

　　国民党官书《国父年谱》记载，密谈中，刘问：“现在中国与日本联盟，君之革命宗旨究如何？”孙中山答曰：“我之革命宗旨，始终在兴起中国。”刘表示：“若政治革命，可以协力，种族革命，恐其事甚难。”官方党史这类冠冕堂皇而味同嚼蜡的记载之可信性，稍有头脑的现代中国人自然心中有数，无待多言。

　　1899年9月23日上海的《字林沪报》刊出的“密使之近状”，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很有娱乐性的版本：“刘氏……及至东京，辄复嫖娼酗酒，至所奉公事，却置之不问。且伊与孙文(孙逸仙)，谊属同乡旧交，堪称莫逆，故每逢夜深人静之际，刘学询则于私处会孙。刘氏至，二人则户闭密谈。故日本人闻之，举国哗然，诮谤腾沸……且刘学询在日本所作所为，日本警察署在外部派人，密探详报，朝夕动静，纤细无遗。并闻都载于一册，因太秽乱不堪，故未向日人传播。据称，其与孙文私会往复，每至深更，往往电话相约，至其昵所。妓女阿菊，乃私门女子，暗中招待，合住吉亭。每当阿菊赴刘孙之幽会，其间所议何事？警察署事后对阿菊审问，据阿菊申诉：刘欲孙在日本将梁启超刺杀立功，刘则保举推荐孙，招抚孙手下人马，保证孙氏必得大权，然后创成大事。又据云：孙有党徒数十万人，刘学询答应给饷二十万两，作起事之资，以成大事。”

　　证之以后来的事态发展，这一版本的可信度高得多，不过刘学询的主攻目标，显然是康有为而非梁启超。

　　1899年8月31日，刘学询一行离开东京，9月5日从长崎起航向上海进发。在上海停留多时，10月9日才回到北京复命。

　　刘学询还在日本时，他与孙中山秘密会见的消息已被驻日公使李盛铎等人传回北京。当时就有御史向朝廷告发此事云：“该员等旋移寓与广东逸犯孙文同住，过从亲密，又与该犯同在妓馆久作狎邪游，日人物议滋多，毫无避忌。”慈禧将此件“留中不发”，也就是收下冷藏，不公开、不讨论。

　　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后来在致外务省的报告中也说：“荣禄曾秘命驻我国清国公使发出该使节必将失败、且欲使人相信刘学询是有罪之电报，但荣禄之秘计被向西太后揭露，太后明知事情之真相，在庆宽等归国后，该秘计仍照行不误。荣禄等为把刘倾覆而竭尽全力，千方百计，但时至今日，仍不奏功。”

　　慈禧心狠手辣，对牵连“叛逆”者从来都是斩尽杀绝，何以对与“逸犯孙文”过从亲密的刘学询却宽大为怀，连最宠信的荣禄打的小报告也不理会？原因显而易见：“太后明知事情之真相”，刘学询的“出格”行为，事前已获得她的“懿旨”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