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有限，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把革命无限扩大到社会层面，没有把整个社会结构打得粉碎，它停留在政治革命的范畴里面。它只要达到一个目标，就是改变政治制度，换句话说就是改变中国人的政治生活方式，要把皇帝拉下马，换成共和制，这就是它的目标。

　　辛亥革命在形式上结束了帝制，但要在深层文化结构上告别帝制不是一夜之间可以完成的，民国取代帝国注定不会顺利，如果要追问辛亥革命的失败的原因，更深的根子其实也在这里。

　　１　生活方式比制度更加本质

　　什么是变？什么是不变？首先要对“变”作一个界定，“变”不仅仅是“突变”、“巨变”，一夜之间的戏剧性变化，也可以是另外一种变法，是“演变”、“渐变”、“缓变”。后者可能更是常态，而巨变、一夜之间的变化不是常态，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渐变、缓变、演变。如果放在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到１９１２年２月１２日隆裕太后下达退位诏书的１２０天来看，辛亥革命是一次剧变。但是你把它拉到晚清七十年，甚至近代中国一百年来看，它的变化是一个过程。就像一棵树被摇倒，中间有一个摇晃的过程，太平天国摇一次，戊戌变法摇一次，八国联军摇一次，立宪运动摇一次，最后辛亥革命摇一次，清王朝这棵树就倒了。所以我说“变”不是一个结果，“变”是一个过程。

　　问题在于你如何去看这个“变”。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因为扮演的角色不同、所处的阶层不同、掌握的财富不同，他们占有的资源不同、机会不同，对未来的预期也绝不会相同。掌握了既得利益的、大量资源的人一般来说他们不愿意变，他们希望保持不变、停滞的状态是最佳的，因为对他最有利。而处于比较贫穷的状态、比较失落的、比较底层的人希望变，他们希望大的变化给他们带来机会，穷人希望分富人的钱、分富人的地、分富人的财产，中国一贯以来有这样的传统。所以我们才会有一次又一次的农民起义，一次又一次的改朝换代。但是每一次的改朝换代都只是复制了前朝的轮回，没有本质的变化，因为在制度上没有变化，没有生活方式的变化。

　　一个时代最重要的东西是生活方式，它比制度更加本质。如果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变了，制度不能适应这种生活方式，这个制度一定是千疮百孔，一个指头随便一捅就是一个窟窿，很快就会出问题，今天不出问题，明天也会出，事实上每天都在出问题，不断地在出小问题。据统计，晚清最后几年发生的“民变”到处都是，尤其长江中下游各省。这种环境是没有安全感的。普通人不安全，富人也不安全，官员也不安全，人人都觉得未来没有安全感、不可预期。这是晚清时候人们对未来的一种判断。

　　对于辛亥革命，一开始我更关注大人物，尤其是革命派的人物。２００４年我在写《主角与配角》的时候，关注的是大人物，包括孙中山、袁世凯、黄兴、宋教仁、蔡锷、梁启超、康有为、陶成章、章太炎，这些人都是当时的重量级人物。后来我逐渐发现，光是关注这些人物的作为，还是无法判断当时的历史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我开始留意当时普通人的生活和心态，那个时代，大部分的人是以种地为主要的生活来源，从事工商业的只是社会的小部分，直到１９４９年我们的工业总产值在经济的比重中大概只占了１２％，那时的中国仍是一个农业国，人们还是按照农业文明的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不仅仅是指私人生活的方式，更重要的是指公共生活的方式。从这一点来看，跟秦始皇时代没有根本上的差别。人们当时所拥有的权利，所享有的公共生活空间跟秦始皇时代是一样的。很遗憾，人们只能跟２０００年以前的古人一样生活在马铃薯式的生活当中。马铃薯式的生活是马克思所说的，他说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就像麻袋里的马铃薯，每一个马铃薯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因为马铃薯都是一个一个的，不会融合在一起。孙中山讲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子，还是不够准确，沙子放在一个麻袋里还可以是沙袋，是一个整体。马克思说中国人是一袋马铃薯很准确。马铃薯式的生活方式是说每个人是孤立的，在公共生活当中都等于零，每个人都等于零。这就是中国人千年相续的公共生活方式。

　　２　不到两年发生四次国会请愿运动

　　在一百年前的中国，辛亥那个时代，隆裕太后、摄政王载沣，还有幼儿皇帝宣统，他们面临的是社会矛盾积累到了非常严峻的程度，社会变革的呼声非常高涨，社会中最有思想、最有头脑的精英都在要求进行体制变革。在１９０９年至１９１１年的春天，两年不到的时间内，中国曾经发生了四次国会请愿运动。国会请愿运动的推动者是当时的士绅阶级。士绅阶级是当时中国的顶梁柱，是整个社会的精英阶层，是读过书、家里有钱、有地的人。这些人的受教育程度，或是拥有秀才以上的科举功名，或是留学日本回来，或在国内的新式学堂毕业，换句话说都是有学问的新旧读书人。这些人在清朝垮台前的那些年，都追求一种与他们的祖祖辈辈不同的公共生活方式。他们最主要的一个要求就是开国会，把皇帝变成一个虚君，由国会来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他们看到１９０５年在东北发生的日俄战争，小日本打败了大俄国，这对中国人的刺激特别大。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因为体制问题。俄国是沙皇制，就是帝王集权制，而日本是君主立宪制，明治维新以后确立的君主立宪制，天皇虚位，国会掌权，这样的体制是现代型的，是最有效能，最能动员资源，能够在经济上、社会上促进国家发展的一种体制。他们认为学习日本是最佳的。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中国的读书人——绅士阶层都向朝廷施加压力，要求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而朝廷方面事实上已经作出回应。

　　１９０６年，慈禧太后在离世之前两年，已经下达了一个预备立宪诏书。以往我们常听说慈禧太后的立宪是假的，是为了挽救统治者没落的命运，所以要搞一个假的预备立宪，是为了欺骗中国人民。相隔一百多年，我们回过头来看，其实根本不需要去猜测慈禧太后的动机，不需要猜测是真的假的，因为诏书已经颁布了，改革的行动已经展开了。事实上各个省都已经成立了选举产生的议会叫咨议局，就是说地方议会已经成立了。国会虽然没有成立，一个具有国会雏形的资政院也已经成立了。它有一半的代表是由各省咨议局推选出来的，另一半代表由皇帝钦选，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会。但咨议局是选举出来的，参加选举的人口比例虽然很小，只有相当于千分之四的人口具有投票权。为什么只有千分之四呢？这是有原因的，主要的限制条件和受教育程度或财产有关，要有举贡生员以上的科举功名，或在国内外中学堂以上毕业的；在本省地方有不动产５０００元以上的营业资本或不动产的，或者在寄居地方有１００００元以上营业资本或不动产的。具备这些条件之一的人才可以成为选民。中国人有一个习惯的观念就是钱财不可露白，如果去登记要这张选票就要承认自己有多少钱，他们宁愿放弃选票也要保住家里的财产安全。真正去登记成为选民的人都是因为受教育的程度这条够得上，参加选举的人数很少。

　　当时的中国能有这样一种技术性安排来逐步开放民主选举，让中国人有可能尝试一种新的公共生活方式。可惜我们以往很少留意这样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