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凭借船坚炮利撞开了中华帝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从此，中国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被动而迅速地迈入近代阶段。如当时著名思想家王韬所见：“居今日而论中州大势，固四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也。”①对于王韬的这种说法，李鸿章也表示认同。具有数千年历史积淀的泱泱大国，竟然败在来自遥远欧洲的岛国，被迫签下南京条约，真是亘古未有的奇耻大辱，这不能不使有识之士产生强烈的心灵震颤！

1840年以后，讲哲学的语境发生了变化，讲哲学资源发生了变化，讲哲学所涉及的话题以及讲法也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共同促使中国哲学发生转型。中国哲学的近代转型是一项浩大的思想理论工程。这项工程首先从历史观开始，因此，本文选择历史观转向为切入点，以康有为为个案研究，进而考察中国近代哲学发生转型的情形。

一

中国古代哲学崇尚健动，以动态的眼光看待世界，把世界视为生生不息、流迁不止的运动过程，不赞成那种把世界看作静态的存在的观点。在中国古代哲学家看来，宇宙是生生不息、流迁不止的运动过程，不存在任何二成不变的东西。孔子曾站在河边，面对奔流的河水发出感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他认为任何事物都像流水一样，永远处在发生、发展的过程中，旧的东西消灭了，新的事物又产生出来。宇宙永远保持着生生不息的活力。有的西方哲学家说：“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中国古代哲学家却认为太阳底下总会出现新东西，他们叫做“变化日新”。《易传·系辞》上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一个“生”字最能体现中国哲学的特有风格。《周易·乾卦·象传》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最能体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积极进取意识。与这种动态的、有机的宇宙观相一致，中国古代哲人具有较强的历史意识，形成崇尚变易的历史观。孔子很重视历史研究，用很大精力编纂修订《春秋》。经他修订的《春秋》，被后世学者视为六经之一。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把“通古今之变”与“究天人之际”相提并论，对历史观表示高度重视，用毕生精力撰写史学名著《史记》。在司马迁之后，尽管朝代不断更迭，可是为前朝修史的传统，却一直沿袭下来，留下了卷帙浩繁的史书，这在世界文化史上堪称奇观。没有哪个民族或国家，像中国人这样珍视自己的历史。

可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变易史观，毕竟是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形成的，不可避免地带有前近代的局限性。中国古代社会以农耕经济为主，而农耕经济同四时交替的关系十分密切。由此决定，传统的变易史观不可避免地带有循环论的色彩。《易传》把历史变易过程区分为“穷”与“通”两种状态，强调二者相互转化，未能跳出循环论；“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等说法，几乎得到普遍的认同。农耕经济作为一种自然经济形态，从事生产的主要目的是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不是去进行商品交换。大多数生产者比较看重使用价值，而不甚看重交换价值。由于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生产规模小，只能维持简单的再生产，无力扩大再生产。与这种情况相适应，社会主流的价值导向，不会是求发展，而只能是求稳定、求秩序。如孔子所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大学》中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反映出求稳定的导向。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实行大一统体制，可以集中相当可观的财富。但这些财富并不是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用于建筑豪华的宫殿、园林、陵墓，被挥霍掉了。传统的变易史观，在理论上并不排斥发展，但对发展的认识，只能停留在直观猜测的水平上，用有神秘色彩的、无法证实的“数”或“运”来解释发展。历史已经证明，变易史观无力指导人们自觉地认识和把握发展的规律性。

在中国传统文化未同西方近代文化发生碰撞以前，中国人不可能意识到变易史观的局限。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屡屡失败的教训，迫使人们不能不对变易史观加以反省。先进的中国人逐步意识到，变易史观已无法满足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理论要求，必须加以改造和发展，使之由直观型转向科学型。

我们指陈变易史观的时代局限性，并不意味着它一无是处。由于这种历史观承认发展的可能性与无限性，在古代社会曾经被改革家们当成变法的理论依据。我们从王安石“祖宗不足法”的呼声中，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变易史观的理论活力。在中国社会即将迈入近代的前夕，龚自珍依据变易史观，提出“更法”的主张。他说：“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易。”（《龚自珍集·上大学士书》）由此反映出，变易史观对于推动社会形态转型并非构成阻力，依旧有积极意义。问题是，仅靠这种历史观还不足以满足社会形态变革的理论需求，必须从西方引进新的思想资源，这就是进化论思想。进化论起初主要是一种自然科学理论，但是经过先进的中国人结合变革社会现实的需要逐步加以改造、提升，已经使它摆脱了具体科学的特殊形态，而成为一种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近代思想家一方面继承变易史观中“生化不已”的说法，一方面引进达尔文的进化论科学理论以及由此形成的西方进化论哲学思潮，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进化发展观。中国近代思想家们之所以在西方诸多哲学流派、观点中选择了进化论，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进化论可以为当时中国社会的变革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持。他们对进化论的探讨，前后相继，不断深化，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上形成了一个极具影响力的进化论思潮。

来自于西方的进化论等先进的思想观念，为中国近代思想家们提供了必要的思想资料，为他们顺利完成历史观的转化，树立起体现时代精神的新观念，提供了便利。中国近代思想家以西方的科学和哲学为参照系，以一种不同于前人的视角看待这个发展着的大千世界，形成了新的进化发展观。这种进化发展观的特色是：从古代哲学侧重于讲“化”，转向侧重于讲“进”；跳出循环论的怪圈，表现出强烈的发展意识和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