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其著作《领袖们》一书中，形容周恩来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就像在公园里乘坐滑车一样，时起时落”。可以这样说，在周恩来与蒋介石的长期交往中，他们既是齐心协力的朋友，又是唇枪舌剑的政敌。

　　共事在黄埔军校

　　1924年黄埔军校建立后，作为校长的蒋介石，为了办好学校，培养为其未来打天下的栋梁之才，曾请求在西欧留过学的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军校学生入学考试面试主考官张申府从留学人员中举荐一些优秀者来黄埔执教，张申府便举荐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50人。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身为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区委宣传部部长的周恩来，经党组织批准，应邀于当年秋进入黄埔军校，兼任军校的政治教官，讲授政治经济学，从此开始了他与蒋介石之间磕磕碰碰、长达20多年的交往生涯。

　　11月间，周恩来被蒋介石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上任后，即从建立政治部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工作制度以及加强对学生的政治教育等方面入手，经过一番大力整顿，使政治部的工作很快纳入正轨，出现了新的气象。他还支持军校的进步学生建立了“血花剧社”，编演新剧，宣传革命，使军校充满了革命的生机和活力，蒋介石为此称赞他是个“导演人才”。随着广州周边形势的急剧恶化，黄埔军校的学生们不得不暂停学业，投身于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和东征讨伐陈炯明的战斗中去。周恩来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鼓舞和组织领导作用。蒋介石曾对人夸耀说：黄埔军校里他最得力的助手，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邓演达。当时的周恩来也十分尊重蒋介石，在军校管理和两次东征战斗中，全力支持、配合蒋介石开展各项工作。

　　随着实力的不断增长，蒋介石的反共面目渐露端倪。1925年11月，在东征途中，他召集连以上军政人员联席会议，公开表示黄埔军校不可分裂，要求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把所有在黄埔军校以及在军队中的共产党员的名单和所有加入共产党的国民党员的名单都告诉他。作为中共黄埔军校支部负责人，周恩来以此事关系国共两党，须请示中共中央才能决定为由，予以拒绝。第二次东征胜利后，周恩来从汕头返回广州，就如何回击蒋介石的问题同陈延年、鲍罗廷商讨对策，拟全部撤出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另组建国共合作的军队，以防不测。但因中共中央不同意，这一提议未能实施。

　　1926年3月20日，自感羽翼丰满的蒋介石开始走向背叛革命的道路，一手炮制了“中山舰事件”，这是他与中国共产党决裂的第一个信号。事变发生伊始，周恩来闻讯前往，也被软禁于广州铸币厂达一天之久。为此，他义愤填膺，在铸币厂打通了蒋介石的电话。蒋有点惊慌地在电话那头说：“周主任，你有何事？”

　　“我很遗憾，有人在两党之间制造分裂，挑拨是非，把40多名共产党员扣押在这里，我希望你能合理解决这件事情。”

　　“哦，所谓‘中山舰事件’，纯系有人挑拨，我不相信共产党会做这样的事！”

　　“本来，廖（仲恺）案发生后，我们两党曾联合一致，甄别出许多反革命分子。现在为什么又祸起萧墙呢？听说，你还下令包围了苏联顾问的住宅！”

　　“谣言，通通是谣言！”

　　“不管如何，亡羊补牢吧，请你下令释放被扣押的同志。”

　　慑于周恩来的威望和影响，蒋介石很快下令将他们释放了。这时，周恩来已清醒地意识到，他与蒋介石之间的裂隙越来越大，因此没有再回黄埔军校工作。

　　拒拉拢分道扬镳

　　1926年7月，国共两党决定了北伐大计，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出师之前，张治中请求，让周恩来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以便加强两党的合作，蒋介石一口回绝道：“不必了，你实在要坚持，我看就让他担任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吧。”随后，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也向蒋介石举荐周恩来：“我实在羡慕他的计划性和组织力，无疑，北伐有了他，将如虎添翼！”这使蒋介石不能不再次考虑重用周恩来的问题。其实，他自己也是打心眼里佩服周恩来的，他感到在国民党里，无论元老还是新秀，还没有一个人能与之相匹敌，若能得到他的帮助，对自己将是非常有利的。

　　为了拉拢周恩来，蒋介石装出一副礼贤下士的样子，特意宴请周恩来。席间，他对周恩来和另一位作陪的共产党员恽代英说：“你们都是我的江浙同乡，凡是同我共过事，在一起训练过军队、打过仗的共产党人，我都以知己看待。”“我希望恩来兄能与我一道北伐。”

　　周恩来婉转地拒绝道：“此事只能由中共中央决定，我个人难以抉择。”

　　“你真顽固呀，我本想请你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可你……你吞吞吐吐，这样吧，等北伐胜利归来，你再回黄埔来。”

　　“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周恩来与蒋介石彻底决裂。面对蒋介石的反革命嚣张气焰，周恩来冒着腥风血雨，于1927年8月1日在南昌组织领导武装暴动，由此走上了创建人民军队、武装反抗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道路。蒋介石恼羞成怒，曾紧急下令悬赏8万元缉拿周恩来，却无果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