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本在康熙朝奏折出现前，是政府机构与官员向皇帝请示公事的最重要上行文书形式。清代题本分为“通本”与“部本”，前者为地方官员呈递，后者为中央机构官员呈递。清制，部本皆需满汉双语书写，唯有理藩院可以满文或满蒙文合璧书写。这与清朝是少数民族政权的特性息息相关，也体现了作为理藩院处理边疆民族事务机构的特殊性。

　　日本学界早在20世纪三十年代，就开始了对我国民族文字史料的研究及运用，欧洲汉学界紧随其后。近年来，美国清史学界出现了以“新清史”为名，强调重视满文材料的风潮。不过总体来看，对于民族文字史料，无论是其自身文献学价值，或其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仍然具有巨大的发掘空间。

　　理藩院题本中，绝大部分为满文，少量有满蒙文双语，研究价值主要有三点：其一，该批题本本身系首次系统整理问世，使得世人可以一窥全豹，通过宏观研究，对其进行史料学分析。其二，由于史料缺乏，迄今对理藩院这一清朝重要机构的研究还很不成熟，内容尚局限于总体概述、介绍职能等，但对于该机构各时期的运行模式、机构特点，均未进行分阶段研究。包括该机构的公文体系、处理流程等基础问题，尚无较完整的系统性整理。借助这批题本，可大大推进对理藩院本身的研究水平。其三，可对现有的清初史实进行史料比较，还原更加真实的历史。清代修史数量较多，官修史书如《清朝通典》、《清实录》等，因其写作之初就以记录历史为目的，西方史家称之为“叙述性史料”，清代曾多次对官修史书进行大规模改动，删除、篡改了很多于己不利的内容。而理藩院题本等属当时政府机构工作文件，其产生之初则以办案为目的，因此被称为“遗留性史料”。与“叙述性史料”相比，由于时效性、针对性强，不具公开性等自身特点，决定了题本中保留的史实更加真实、细致，更能凸显出其珍贵史料价值所在。

　　从史料学角度看，运用某一史料之前，必须先对该史料本身做出分析研究，通过其本身性质、形制、书写规格、运行流程等要素，对该史料的可信度、准确度进行初步判断。理藩院题本作为中央办事机构的“部本”，文书流程本应与其余六部相同，上行不通过通政使司，按清代文书制度，程序为先交汉票签处，再交满票签处票签。票签处主要负责拟写“票签”（供皇帝批阅选择的处理意见），皇帝所批阅者，正是上呈之票签，非题本原件。但理藩院题本因其部门需求无汉文文书，具体至顺治朝，均为满文本，并无对应蒙文本。故其上行过程不通过汉票签处，直接交送满票签处，草签及正签完成后由批本处登记，次日送达内奏事处接收，交皇帝审阅签票。改订朱批后，再经内奏事处反送于内阁，大学士审定朱批后以红笔于原本缮写，至此题本可称“红本”。“通本”、“部本”批过红后，即送收发红本处。每日六科派值日给事中一人，赴收发红本处领出红本，抄发各相关衙门查照办理施行。此为清代文书办理流程。题本“批红”，一般情况下均于汉文题本原件办理，而理藩院题本则直接写于满文题本。因此目前整理出版的《理藩院满蒙文题本》，严格来说，即为“理藩院红本”。

　　该题本书写格式为：每份题本先写明上题部门负责人姓名。顺治朝149份题本中，多数情况为理藩院尚书上题，如若尚书空缺或未参与其事，则由理藩院左侍郎或右侍郎列名，也存有少量由理藩院启心郎上题之本，可见清代题写题本，其规制较为灵活，不局限于部门最高负责人，而注重实用性与时效性，可由最了解情况的直接负责官员进行上题。卷尾书写题报日期，以及参与此事处理的官员姓名，自尚书至员外郎，凡参与其间者均需列名。

　　在顺治朝题本中，还存有一些以议政王大臣会议负责人上题的题本。该类题本存量不多，内容皆为涉及当时尚未归附的喀尔喀蒙古、额鲁特蒙古之事，包括议盟、军事准备等。该类题本中，卷首书名为议政王大臣会议实际负责之最高官员，一般由宗室亲王担任。卷末列名者，为议政王大臣会议成员与理藩院参与官员。从此不难看出，理藩院作为清代中央机构之一，其职务与最高决策层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且其运作有时并非部门单独运行。

　　题本卷首、卷尾，均加盖满汉文合璧理藩院朱印，左侧为满文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doron（理藩院印），右侧为汉文篆书“理藩院印”。卷首最左侧为内阁批红，其笔迹应为内阁学士依照皇帝朱批票签，审定后誊抄。而其内容则为顺治皇帝亲自批复。从不同内容的“批红”中，也可以判断此事的性质——常设、突发；规律性抑或尚未纳入体制。综上，题本本身形制便具备了很高的史料与研究价值。

　　关于题本的书写情况，整份题本以满文工楷抄写，字体清晰，除却文本本身残破外，内容文字鲜有难以辨认者，也充分表明了该题本官方文件的缜密性与实用性特色。

　　宋 瞳（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