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中国士人有着传承和弘扬文化的高度使命感和担当精神，素以“传承文化”、“教化民众”为己任，认为士人修己和教化之好坏，关系天下兴亡。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士人有着浓厚的“文化自觉”的意识。

　　春秋时期，儒家创始人孔子身处礼崩乐坏的乱世，一生为弘道救世奔走。他收徒办学，传授文化。有人问他为何不去从政？他答：以孝悌教人，用于政事，就是从政。有隐者劝他退隐，他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即是说如果天下有道，我也不会这样奔走。他遭匡人围困时说：如果天意要消灭这文化，我也无法得知它；如果天意不想消灭这文化，匡人也无法阻止我传播它。他以弘道为救世的根本途径；以弘道救世为自己的责任。弘道救世是孔子一生的追求，他也这样要求弟子，要求士“志于道”，“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从这里，开始了中国士人以传承、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的传统。

　　在以后儒学的发展中，对文化使命的担当，成为儒者、士人的主要特质。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集中体现了儒者士人的胸怀和抱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末清初，在世风衰败、政权易主的环境下，顾炎武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突出显示了士人在衰世之中的一种文化担当精神。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兽相食，谓之亡天下……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顾炎武：《日知录》）这里，他把“亡国”和“亡天下”加以区别，即是说改朝换代是亡国，道德沦丧，文化颓坏则是亡天下；维护道德、文化以保天下，是保国的基础；保国主要是在位的君臣的责任，保天下则是“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每一个普通百姓，对于社会道德、文化状况的好坏，即天下的兴亡，都负有责任。这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语的由来和本义。

　　后世的士人对此多有继承、发挥，特别是提出了道德风气的改变必从一二人开始、把移风易俗的责任落实到自身等思想。如吴廷栋说：“欲挽回天下之无耻，必视乎一二人之有耻。权足以有为，则挽回以政教；权不足以有为，则挽回以学术。即伏处一隅，足不出里闬，但使声气应求，能成就一二人；即此一二人，亦各有所成就；将必有闻风兴起者。纵不幸而载胥及溺，犹将存斯理于一线，以为来复之机。”曾国藩指出：“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此一二人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

　　社会道德风气的改变，必从一二人开始；影响世人，移风易俗，并非只靠位居高位的人，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根据地位不同，在位的可以通过政教；不在位的可以通过学术；就是家居独处，也可以影响身边一二人；这一二人又可以影响更多人闻风而起；即使身遭不幸，也还是在自己身上保存下了文化的一丝脉络，可以成为将来文化复兴的种子。无论个人遭遇如何，始终坚守对文化使命的担当。这也就是孔子说的“守死善道”、孟子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其所关心全在于道。这种以道的担当为生命的精神，表现出我国古代士人的高度文化自觉。正是这种文化自觉精神，在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支撑了中华文化，虽历经曲折磨难而始终未曾中断。

　　今天，我们处在迎接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中华文化复兴的历史时刻，一场新的文化自觉正在开始，这种高度文化自觉的精神，无疑也将成为我们前进的伟大精神动力。

　　（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