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理由：本书是钱穆先生次子钱行近二十年来阅读父亲著作、理解父亲思想、思考文化人生所写下的若干短篇汇集。作者还在书中追叙了钱穆先生生平略历与一些不为人知的家庭轶事，针对他认为读书界对钱穆生平、学术思想存在误解的一些文字和观点，作出了更正或商榷。对研究钱穆其人和思想，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1990年8月30日，接到从台北传来的噩耗，得知家父钱穆9时许在家中谢世，不禁悲从中来，肝肠寸断。我1984年与父亲在香港会面以后，总希望有朝一日能侍奉左右，聆听教诲，尽人子之责，但这样的日子永远不会再有了。

　　父亲一生为学不厌，诲人不倦，著有《先秦诸子系年》等书70余种。晚年他视力衰退后，把最后一部75万言的著作命名为《晚学盲言》，目虽盲而仍要学。他的治学精神是留给我们子女与国人最宝贵的财富。

　　不论环境如何艰难，学术上怎样忍受孤独，受到批判，或者得到荣誉和颂扬，父亲始终自然率直，从来不哗众取宠，无意世俗名利。他把自己的一生，投入到对历史文化的挚爱之中了。

　　恂恂一介儒者 教学备受推崇

　　我们家世代书香，祖居无锡七房桥一个五代同堂的大宅。但到父亲这一代，日子过得十分艰难。父亲１２岁丧父，中学毕业后，知道无望进大学深造，乃刻苦自学。他毕生从事教育事业，从教小学到中学、大学。据说他执教之时，一口无锡官话，讲课生动，两眼炯炯有神，居然把学生们都吸引住了。没有人会打瞌睡的。当时有“北胡（适）南钱（穆）”之说。胡适有开创学风之功，而钱穆以学识渊博备受推崇。

　　父亲一直以继承祖国传统文化为自己的职责，围绕中华文化、民族精神为中心进行教学和研究，１６岁时，他读了梁启超的《中国前途之希望和国民责任》一文后，心灵上激起极大的震动。他不是走政治救国的道路，而是转入了历史研究，希望更深入地在中国历史上寻找中国不亡的根据。这个思想一直贯穿在他之后８０年的历史研究中。如他在抗战最艰苦阶段出版的重庆版《国史大纲》的扉页上写道：“本书将奉献于前线抗战为国牺牲的百万将士。”可见，父亲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的人。在那个年代，他就多次演讲，激励民族感情，振奋军民士气。

　　1935年10月，父亲和顾颉刚先生、钱玄同先生等百余人，上书国民政府，要求早定抗日大计。1949年春，他应私立华侨大学之聘去广州后，又应张晓峰先生之邀至香港办学。那时香港环境复杂，人们关心的都是政治和军事，但父亲和唐君毅先生等却在1950年秋创办新亚书院，这是当时唯一的一所不谋利的学校，学生近百人，大多免费入学就读。

　　新亚书院是以儒家教育理想为宗旨的，校内挂孔子像。1954年起得到美国雅礼协会资助之后，父亲提出，雅礼协会可派人驻校联络，绝不能过问校政。新亚书院新校舍落成后，雅礼协会代表建议在孔子像边挂耶稣像。父亲说，新亚不是教会学校，断然拒绝。

　　1963年，香港政府集新亚、崇基、联合三书院成立香港中文大学，父亲觉得办学和研读不能兼顾，决定引退，随后赴马来西亚作短期讲学，后因香港秩序混乱，迁居台湾，那已是1967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