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民主政治被恩格斯称为是“高度发展的国家形态”。构成雅典民主政治的要素和影响是多方面、复杂的。从文明对话的角度来切入，公民大会、政治演说、法庭辩论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是我们思考的重点。

　　公民大会是雅典城邦的最高权力机关，决定城邦的一切大事，如选举官员、调整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宗教、财政、军事等等。凡年满18岁以上的男性公民均有权力参加公民大会。公民大会在运作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民主对话方式来商讨解决有关城邦大事，公民可以自由发言，各抒己见，不同意见可以展开激烈辩论，最后通过举手投票表决，决定国家大事。执政官员要在公民大会或五百人会议上说服民众认同自己的政治观点，就必须通过演说。因此，演说就成为雅典民主对话的重要形式。

　　演说既是说服民众的技艺，也是民主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演说对象是民众，向民众宣讲自己的政治观念或政策思想，实际上是在肯定民众的民主权力。在雅典，作为一名观众或听众，他是民主对话的重要一方，意味着他要发挥民主公民的作用，包括聆听公开的辩论、参与集体的决定和评判是非曲直。在民主对话中进行评价的观众或听众，就是一个民主政治的主体。因此，有西方学者以演说术为切入点，集中论述雅典民主政治中精英与民众的权力关系，探讨雅典民主政治得以持久稳定的原因，主要是在于民众与精英之间存在持续不断的对话，正是这种对话使得雅典民众相信集体智慧比个人伟大。也正是这种对话造就雅典杰出演说家的层出不穷。

　　雅典著名演说家埃斯奇内斯和德谟斯提尼的演说中提到，早在梭伦时代就制定了有关演说家的法律。在公民大会和五百人议事会上发表演说，法律允许最年长的公民首先上台发言，而且台下公民不许打断演说家的演说，即使是最卑微的公民，只要他的建议对城邦有益，也允许他发表自己的意见。依据年龄的大小，轮流表达自己的观点，被认为是减少讼诉的最好的政府统治。不过，这样的法律在后来并没有得到完全的遵守，普鲁塔克的《名人传》记述德谟斯提尼的时候，提到公民大会辩论的场面，伯利克里的演说就曾被公民打断，说明他没有完全控制民意。在雅典，一个人的政治影响力的大小，有时不取决于他的官职，而取决于他的雄辩的演说才能。“公元前4世纪的演说家更是积极地活跃在雅典的政治舞台上。”（周洪祥《古代雅典公民大会研究》）

　　有专家认为，公元前约403年雅典的权力从公民大会转移到法庭，是一次宪政方面的调整，因为法律和陪审法庭代表了公民广泛参与民主对话的另一种形式。起诉人和辩护者掌握着法庭辩论的话语权。他们如同演讲者、剧作家，能够通过对话技巧来对民众施加影响，左右法庭的判决。雅典的法律本质上就是一种修辞（斯蒂芬·约翰斯通）。起诉人和辩护者的演说技巧对公民法庭陪审员审判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学习论辩技巧成为雅典公民最重要的教育内容之一。戏剧家阿里斯托芬《马蜂》中就提到斯特拉西阿德斯极力要求儿子到苏格拉底开办的“思想所”去学习论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