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流行这样一种观念，认为工业化的实现总要以排挤甚至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生产的发展以大众消费特别是农民的低消费为代价。这是历史的误读。近几十年国际史学界的研究成果表明，英国的工业化和社会转型并非牺牲农民利益，恰是源于农业生产率提高和农民个人原始积累，并伴随着农民及大众消费水平的攀升。仅从饮食方面即可窥视中世纪晚期至工业革命前英国农民的消费情况。

　　欧洲人并非天生的肉食者，14世纪以前，他们与中国农民一样，饮食的主要成分是碳水化合物。多少世纪以来，面包一直是衡量生活水平的标尺。农民餐桌上除了又粗又黑、硬的像羊皮一样的面包外，很少发现小麦食品。农民也种小麦，但舍不得自己吃，而是拿到市场上换成货币以购买生活必需品和交地租。他们的日常食品是：黑面包、麦糊、简单酿制而成的淡啤酒（像浓汤一样）、还有少量豌豆、巢菜、蚕豆、洋葱头等。有时农民也吃一些肉类，如鸡肉和腌猪肉以及鸡蛋。乔叟写于14世纪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农村穷寡妇吃的是黑面包与牛奶，有时也吃一点烤肉和一两只鸡蛋，蛋白质类食品的缺乏是显而易见的。

　　英国中世纪有这样的惯例：当儿子继承家庭土地等财产后，要与家长达成“赡养协议”，说明财产继承情况和继承人的回报，可见契约因素在英国社会发酵之早，渗透之深。赡养协议含有老人应得到的“食物与饮料”一项，后者成为研究农民饮食消费的确切证据。大多数协议表明，每人每年一般可得到谷物12蒲式耳以上。12蒲式耳的混合食物，折合每天约合1.5—1.75磅。现代的饥荒救济中，每人每天1磅谷类食物是维持生命的基本数量，1.75磅能提供大约2000卡路里，相当于1.6市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