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被共产党击败，国民政府带领二百万残兵、难民来到台湾[TaiWan]。”著名的中国史专家费正清在史书上冷峻地记载道。这200万人，不管是否情愿，都被刻上了失败者的烙印。那些曾叱咤风云的战将，在败走大陆[DaLu]之后，也被迫退出了历史舞台。

　　1949年1月27日，农历腊月二十八。自上海黄埔港起航的太平轮，搭载了近千名乘客，以及数百吨物资，驶向台湾[TaiWan]基隆港。满船的乘客，带着离乱的苦痛，开始了这一段艰难的航程。晚23时45分，当太平轮行驶到舟山群岛附近时，突然与迎面驶来的建元轮相撞，半小时后，太平轮沉没在冰冷的海水中，全船生还者仅36人。

　　在波涛汹涌的大时代浪潮中，很少有人会留意这小小一船人的命运。失去民心和根基的国民党已无从立足，在1949年两百万人溃退到台湾[TaiWan]的过程中，太平轮的悲剧只是其中一个[YiGe]小插曲，在青岛，在烟台，在上海，在广州，在中国沿海的每一个[YiGe]重要的港口，类似太平轮这样的生死离别在日复一日地上演——成千上万的家庭就这样在历史的转折口分别，一松手就是一辈子。

　　这是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大迁徙，无论是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将军，还是命若蝼蚁的兵士，都在自愿与不自愿当中，来到一个[YiGe]陌生的弹丸之地。而更多的则是操着各地方言的普通民众，被这股潮流所裹挟，以1949年为分界点，开始了人生的下半场。

　　“1949年，国民党被共产党击败，国民政府带领二百万残兵、难民来到台湾[TaiWan]。”著名的中国史专家费正清在史书上冷峻地记载道。这200万人，不管是否情愿，都被刻上了失败者的烙印。败军之将，何敢言勇？隐忍与伤痛，屈辱和自省，种种的情绪都在这一刻埋下了种子，任由历史的风雨浇灌，岁月催长。

　　来自不同地域的两百万人，无论原籍何处，共同的遭遇，同样的情绪，将他们[TaMen]组成了一个[YiGe]命运的共同体，一起去承载离乡的愁苦。在这个小岛之上，他们[TaMen]有了一个[YiGe]统一的名字——“外省人”，以区分于六百万“原住民”。

　　小岛上的故事，就以这两百万人和六百万人为主题，有了一个[YiGe]全新的开始。60年后，当1949年的老一代“外省人”日渐凋零，他们[TaMen]的第二代、第三代，则拥有了一种全然不同于父辈、祖辈的视角。他们[TaMen]在这个小岛上成长，与这个小岛的命运休戚与共，他们[TaMen]既是外来者，也是原住者，他们[TaMen]遗传了父辈祖辈的乡愁，更诞生了自我归属的台湾[TaiWan]意识。60年后，他乡俨然变成了故乡。

　　理解现在的台湾[TaiWan]，不得不从1949年讲起，这里面包含有太多的历史基因，它是台湾[TaiWan]之所以是现在，台湾[TaiWan]之所以是台湾[TaiWan]的关节点。只有这些“败军之将”的命运，不被看做是无关紧要的过去，而是一个[YiGe]关乎将来的现实，他们[TaMen]才不会成为孤独的历史弃儿，而是同为中国人，一个[YiGe]民族在大转折时期的分离体。只有正视这群人的命运，历史形成的伤口才能渐次愈合，伤痛的分离才能再次聚首。

　　那些曾叱咤风云的战将，在败走大陆[DaLu]之后，也被迫退出了历史舞台。

　　1950年3月，胡宗南黯然来到台湾[TaiWan]，暂且安身在花莲。这时，当年曾统帅40万大军的他，身边只剩下了6名随从。

　　失败的阴影，前途的渺茫，都让胡宗南的心情极为低落。到花莲后，他时或出去散心，他在王曲军校的学生孔令晟则伴随着他。有一天，胡宗南走过花莲体育馆，来到海边，“突然”对孔令晟说：“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自杀啊？这里真没有[MeiYou]意思啊！”

　　孔令晟回答：“要自杀，不如在成都，可以跟我们的部队一起自杀；到了西昌就没什么意思了，部队已经没有[MeiYou]几个人了。”

　　在此时的台湾[TaiWan]，不仅仅是胡宗南一个[YiGe]人感到“没有[MeiYou]意思”，与他处于相似境地的还有阎锡山[XiShan]、白崇禧、汤恩伯、孙立人、薛岳……时任“代总统”的李宗[LiZong]仁虽然没有[MeiYou]和他们[TaMen]一样去台湾[TaiWan]，而是去了美国，但境遇的落寞则是一致。当年手握重兵的他们[TaMen]，如今不但成了败军之将，失去了叱咤风云的舞台，甚至还会面临来自国民党内部的人身威胁。

　　不过，虽然他们[TaMen]所处的环境差不了多少，但各人的反应却是不同，有的从容处之，有的却局促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