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欧阳老是共产党员，所以我们[WoMen]对他的作品就要求得严格。尽管《潘金莲[PanJinLian]》是1925年大革命时期写出来的作品，我们[WoMen]也必须用今天的眼光重新认识一下。为了切实贯彻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使得每一朵花开放得更好，就必须对存在着的矛盾予以解决。解决矛盾，才能向前跨进一步。我们[WoMen]的工作才会获得发展。所以，今天才邀大家[DaJia]来谈谈《潘金莲[PanJinLian]》这个[ZheGe]戏。

　　张大户欺压潘金莲[PanJinLian]，她反抗，这是好的，值得同情。可是后来她就变了，她杀人了，而这个[ZheGe]人又是劳动人民，是一个[YiGe]老实的农民。她和西门庆私通等行为是走向堕落，这种行为就没有[MeiYou]办法让我们[WoMen]同情了。反过来说，如果潘金莲[PanJinLian]为了求解放，出走了，或者自杀了，当然会使人同情，那么戏里存在的矛盾也就会得到解决了。我们[WoMen]有很多反封建的典型，如《梁祝哀史》、《白蛇传》里的祝英台和白娘子，这些人物都没有[MeiYou]杀人，没有[MeiYou]堕落。《茶花女》为什么能成为那个时代的进步作品呢就因为茶花女为了求得个性解放，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没有[MeiYou]向当时的社会制度屈服，也没有[MeiYou]因为求得个人解放而危害别人，这就是她可贵的地方。曹禺写的《雷雨》、《日出》，都是通过鲁妈、陈白露这样的人物的自我牺牲行为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制度。而潘金莲[PanJinLian]却是采取了勾引西门庆，共同谋杀了亲夫来求得个人解放的。舒绣文提的意见很对，潘金莲[PanJinLian]求解放的道路没找对。她不是一个[YiGe]反封建的典型，这个[ZheGe]人物在《水浒传》里就是那么写的，老百姓对她的看法也就是那样，现在企图在这个[ZheGe]戏里给她翻案，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我看不宜于这样做。

　　欧阳老谈到当时写这个[ZheGe]戏以及演出这个[ZheGe]戏的思想活动，我是完全理解那种心情的。可是这个[ZheGe]戏在今天重新上演，就要考虑到对一些青年人的影响问题。这个[ZheGe]戏告诫青年一代什么呢让他们怎样通过这个[ZheGe]戏学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呢这个[ZheGe]戏又怎么做到“古为今用”的呢联系这些问题来考虑，我们[WoMen]就必须把今天戏里发现的矛盾很好地解决，是不是通过别的故事来表达反封建的思想更好一些，或者重新选另一个[YiGe]典型人物来写。总之，我们[WoMen]要用今天的眼光来衡量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欧阳老写这个[ZheGe]戏的时候，思想中有“要反抗黑暗的社会制度”这条红线，这是很可贵的，是好的。然而由于当时也有唯美主义思想的影响，必然导致这个[ZheGe]戏还有不足之处，这正是今天需要批判、加工的地方。否则，就会在青年一代中造成极不好的影响。

　　欧阳予倩越听越有些坐不住了，急忙表示：“说得很对。这个[ZheGe]戏在1925年写了以后，就没有[MeiYou]想到还要保留它，更没有[MeiYou]想到还会有人再演它。今天回头再看这个[ZheGe]戏，觉得在原有的底子上不宜再做修改，由我来重新写点别的东西吧。”

　　周总理[ZongLi]赶快接了上去，别激动，老同志。

　　欧阳予倩继续表示：“这也是我今天应该做的工作。”

　　周总理[ZongLi]再一次诚挚而又温和地说：你方才谈到的写作动机，我是完全理解的。当时的思想状态是合乎那个时代气氛的。作为我这个[ZheGe]后来者，见到剧中存在的问题，觉得还是应该向你提出来的。今天你谈得很诚恳，我非常钦佩。最后他又说，好吧，今天就先谈到这里，以后还可以继续座谈。

　　不久，北京市文联组织了《潘金莲[PanJinLian]》的演出，并准备请导演、演员和其他人写批评的文章。这件事传到欧阳予倩那里，造成了一些紧张。周总理[ZongLi]知道以后，立即指示把这种活动全部停止下来，并派秘书将他的意见登门转告欧阳予倩，“一不要做检讨，二不许见报批评，三不要再开会。这件事到此结束了”。

　　我记得从新中国成立直到“文革”前的17年当中，人艺先后演出了近百出戏，周总理[ZongLi]也看了近百出戏，而被他停掉的仅仅是《潘金莲[PanJinLian]》。对此，剧院的人们不但没有[MeiYou]反感，反而把这件事传为美谈。是啊，周总理[ZongLi]对待剧作家和演职员们那种诚挚、友好、尊重和体贴的态度，又怎么会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呢？

　　三百字的提纲[TiGang]

　　曹禺同志既是人艺的院长，也是剧院中青年编剧的老师。

　　50年代和60年代时，剧院里渐渐形成了这样一个[YiGe]惯例——不管是专业作者或者是业余作者，写戏时都要先写一个[YiGe]提纲[TiGang]，而这个[ZheGe]提纲[TiGang]往往要先请曹头儿给“号号脉”。理由很简单，因为曹头儿经验丰富，独具慧眼，能够一下子判断出提纲[TiGang]里有没有[MeiYou]能写的“干货”，值不值得搞下去。他常说：“一个[YiGe]剧本首先得有‘酱肘子’，光有‘胡椒面’，不行。”

　　可是，请曹头儿给提纲[TiGang]号脉，也并非一件易事。

　　曹头儿一贯认为：剧作家的劳动就是想，不断地想。他针对我们[WoMen]“下笔千言，口若悬河”的毛病，便从来不听提纲[TiGang]，只看提纲[TiGang]，而且对提纲[TiGang]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即只能写在一张300字的稿纸上，还要字字入格，多一字不可。这下子我们[WoMen]可为了难，每次写提纲[TiGang]都要使出全身的本事来进行“压缩”，甚至如同写诗一样，字斟句酌。这时我们[WoMen]仿佛才真切地体会到，凝练比铺陈要费力气得多。

　　曹头儿看一个[YiGe]提纲[TiGang]不满意时，便会说：“普通普通”，“一般一般”，或者是“现成现成”。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一定是发现了在你的提纲[TiGang]里，有别人用过的“套子”。他对于中外古今的名剧了如指掌，在这方面想蒙混过关是绝对不可能的。为此，他提出过这样的观点：“要写一种人物的性格，人物的感情，要构思戏的冲突、悬念，你就要了解世界文学作品已达到的高度。写一个[YiGe]悭吝人，守财奴，古今中外都有人写。莫里哀的阿巴公，《儒林外史》中的马二先生，都写出了此类人物性格的高度，你要再写这种性格，就要写出自己的东西，才能留下来。一个[YiGe]人的残忍，有吕后的残忍，剥皮挖眼，还有各式各样的残忍。只有了解了诸如此类人物的性格高度，再写这种残忍，才不会重复，才会超出已经达到的水平。不熟悉这些，就不会有独特的创造，没有[MeiYou]这种独特的创造和发现，是写不出好作品来的。”

　　曹头儿在创作上从来是独辟蹊径，不嚼前人嚼过的馍，对我们[WoMen]也同样提出这种高标准的要求。所以我们[WoMen]写提纲[TiGang]时，不但要注意“短”，同时更要注意“新”。60年代初，我们[WoMen]为了把一个[YiGe]戏的提纲[TiGang]挤进300字的稿纸里去，整整开了两个通宵的夜车。

　　当我们[WoMen]把提纲[TiGang]送给曹头儿的时候，总觉得还不满足，一心想着再补充几句，做点儿说明。可是，曹头儿对此摆摆手笑着说：“不用了。一个[YiGe]剧本的提纲[TiGang]写得越花哨就越是自欺欺人，或者说，是自欺而又欺不了人。真正有戏的地方，用不了几个字就可以表达出来，因为它们一定会管不住地从你们的脑袋里往出跳。我写《雷雨》的时候，没有[MeiYou]提纲[TiGang]，可是一口气写出来第二幕周朴园、蘩漪的‘喝药’和第三幕周萍、四凤的‘幽会’。”

　　曹头儿说到这里，我们[WoMen]点着头再也不做声了。

　　这种做法时间一长，我们[WoMen]便慢慢地悟出了其中的一些道理来。想想看，一个[YiGe]只有300字的故事梗概，一定是挤出了所有的水分，而保留下来的才是实实在在的“干货”，即戏剧的主体部分，也就是曹头儿说的“酱肘子”。如果一个[YiGe]戏的主体部分站不住脚，挺不起腰来，那么，旁枝侧叶再多，再华丽，也是枉然的。

　　300字的提纲[TiGang]，难为了我们[WoMen]，也锻炼了我们[WoMen]，提高了我们[WoMen]。

　　摘自《史家胡同56号：我亲历的人艺往事》作者：梁秉堃

　　金城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