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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的五千译员:羞于向美国人解释国军抓壮丁一事--国家年鉴
几年前,80多岁高龄的张良[ZhangLiang]皋去美国[MeiGuo]讲学,申请签证时被问及是否会使用武器。“我就在备注一栏写上:‘会放炮,我曾是二战翻译[FanYi]官。’美方签证官微微一笑。几天后签证很快就办下来。他们[TaMen]对于二战老兵非常尊重。”
1945年,张良[ZhangLiang]皋(右一)身穿制服在昆明[KunMing]炮兵训练[XunLian]所。翻拍胡伟鸣
张良[ZhangLiang]皋。摄影 胡伟鸣
本文摘自《中国[ZhongGuo]新闻周刊》
“曾有人问我们:要你们上战场,你们会不会害怕?我说:打胜仗的军队,怕谁?”现年88岁高龄的张良[ZhangLiang]皋白胡子白眉毛,但仍带着武汉人特有的血性。
60多年前,在重庆译员班的毕业典礼上,张良[ZhangLiang]皋被蒋介石错点名成“张良[ZhangLiang]举”。时年21岁的张良[ZhangLiang]皋立刻大声纠正:“报告!我叫张良[ZhangLiang]皋!”这一嗓子将大队长惊吓出一身冷汗,也让蒋介石好不尴尬。
作为抗战时期美军的翻译[FanYi]官,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张良[ZhangLiang]皋经多方努力,终于为自己争取到中国[ZhongGuo]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勋章。彼时,他应武汉市图书馆名家讲坛之邀,正举行一场讲座,他让主持人当众将勋章给他戴上。“我始终认为那是一段光荣的历史。”他告诉《中国[ZhongGuo]新闻周刊》,“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我这个立场从未改变。”
上世纪40年代,为配合盟军对日作战,国民政府从大学生中征召了近5000名译员,张良[ZhangLiang]皋就是其中之一。
张良[ZhangLiang]皋是幸运的。他的大多数译员同仁们,都没有拿到这枚纪念章。张良[ZhangLiang]皋在重庆中央大学的学长周太康[TaiKang],以及他在昆明[KunMing]炮兵训练[XunLian]所的同仁曹越华,他们[TaMen]也曾跑过当地的统战部门和外事局、民政局等机构,最终无果。
“说的是四川话,我当英语听了”
1944年初,中国[ZhongGuo]军队中翻译[FanYi]人员奇缺。
其时,意大利已于1943年9月投降,亚太战场的反攻箭在弦上,中缅印战场密切配合,美军来华者日多,急需大量翻译[FanYi]人员。
为了应对形势的发展,1944年1月,国民政府发布命令,从在渝的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交通大学、重庆大学等几所著名大学中征召应届毕业生充当译员。所有符合条件、体检合格的男生,必须无条件服从政府征调,服役期为两年。服役期满后,方可发毕业文凭,不服从则开除学籍。
中央大学电机系四年级学生周太康[TaiKang]被征调入伍,进入校内的译员训练[XunLian]班集训。
复旦大学电机系四年级学生曹越华在这之前就已经被校长吴南轩举荐到昆明[KunMing]炮兵训练[XunLian]所,担任翻译[FanYi]。
中央大学建筑系二年级学生张良[ZhangLiang]皋本不在应征之列,但满腔报国热血的他通过考试,得以进入重庆译员训练[XunLian]班第一期。
在这次大规模征调之前,昆明[KunMing]的西南联合大学曾在1941年和1943年两次征调译员。当时,驻滇美军达数万之众,在昆明[KunMing]的美军招待所就有50处之多,因缺乏翻译[FanYi]官,数千士兵无法上前线御敌。这两批应征的联大学生最远的去了印度、缅甸,近的留在云南,中缅印战场的几次重要战役几乎都有联大的翻译[FanYi]官参战,伤亡惨重。
至1945年,国民政府在全国陆续征调和招收了翻译[FanYi]近五千人,合称“五千译员”。
被征召的译员首先需要通过强化训练[XunLian]。
重庆译员训练[XunLian]班是典型的美式强化训练[XunLian],经6周集中培训方可被派遣到军队。当时训练[XunLian]之紧张,令译员们晕头转向。“有一天听隔壁两个人吵架,结果一句没听懂,后来才意识到,这两位说的是地道的四川话,我当英语听了。”张良[ZhangLiang]皋笑道。
训练[XunLian]班的老师个个资历不凡。美国[MeiGuo]教员中有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英译者毕范宇博士,中国[ZhongGuo]教员中有当过蒋介石翻译[FanYi]的王锡钧、一口地道牛津英语后在北京外语学院任教的何永佶博士、重庆国际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彭乐善博士等,他们[TaMen]轮流到各个小组教口语。
而周太康[TaiKang]则在位于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校内集训。每天由学校的英语系教授和个别美籍教师教英语会话和一般军事术语,要求大家讲话用英语。有的同学讲不流利,经常闹笑话。由于各地急需译员,周太康[TaiKang]和部分口语较好的同学只学习了3周,就被提前抽调,分配到各地去。
“罢操事件”
1944年3月,周太康[TaiKang]和几个同学一起,由重庆珊瑚坝机场乘军机到达桂林。他们[TaMen]被定为三级译员,属于军事委员会外事局领导。每人领到了一套军服和符号,所不同的是,译员的符号上没有星,也不发肩章。
到桂林后,他们[TaMen]被集中到桂林东南干训团译员训练[XunLian]班,接受了短期军事训练[XunLian]。他们[TaMen]在美国[MeiGuo]军人的指导下,学习了几种美式武器的使用方法。周太康[TaiKang]印象深刻的是火箭炮,又叫反坦克炮,发射时,喷出火焰,威力之大可穿透坦克钢板。
经过训练[XunLian]班的短期训练[XunLian]之后,周太康[TaiKang]和另外4个译员被分配到第46军美军顾问团担任译员,随顾问团由桂林乘火车到了柳州46军驻地。
张良[ZhangLiang]皋则被派遣到昆明[KunMing],分配在炮兵训练[XunLian]所战炮连,担任翻译[FanYi]工作。他回忆说:“原在意大利战场上的美军和装备,几乎全部移调到中国[ZhongGuo]。训练[XunLian]所的场地上,数以千计的大炮、卡车……连驮运75毫米山炮的骡子,也风尘仆仆从欧洲赶到亚洲来参战。”
炮兵训练[XunLian]所属于集中强化训练[XunLian]。每一批中国[ZhongGuo]官兵操炮六周,教官是美国[MeiGuo]人。张良[ZhangLiang]皋每天和他们[TaMen]一起,学习操作105毫米榴弹炮。
顶着高原的阳光操炮,一周下来,满脸干燥得起皮,没法动弹。“最厉害的时候,只见各人眼睛眨动,脸上都像戴了面具,就这样练就了一副黑黑的高原脸皮,大家见了面都相视而笑。”张良[ZhangLiang]皋笑着对《中国[ZhongGuo]新闻周刊》说。
在训练[XunLian]所里,中美两国官兵的待遇悬殊。据《剑桥中华民国简史》记载,一个美国[MeiGuo]士兵在中国[ZhongGuo]的费用,抵得上500个中国[ZhongGuo]士兵的费用。美国[MeiGuo]官兵能吃到正规快餐,执勤时吃豆子罐头、牛肉罐头和补充体力的大块巧克力,有时还可以抽到香烟。而中国[ZhongGuo]士兵大多营养不良。
翻译[FanYi]官们有专门的食堂,里面的菜式中西不分。有时候是一个一磅重的大肉丸子,有时候是一只大火腿,煎过之后,用刀切着吃。“一个月下来,就能长壮许多。”张良[ZhangLiang]皋说。
中国[ZhongGuo]的事情,张良[ZhangLiang]皋有时觉得难以对美军解释。有一次,美国[MeiGuo]人看见一群被一根绳子绑在一起的中国[ZhongGuo]人经过,就问张良[ZhangLiang]皋:他们[TaMen]是干什么的?张说不知道。问:是难民吗?张说不是。那是囚犯?张仍说不是。美国[MeiGuo]人意味深长地说:那你就是知道了。张良[ZhangLiang]皋才不好意思地解释,那是国军新抓的壮丁,是我们的羞耻。
在训练[XunLian]场上,中国[ZhongGuo]军人的体格远不如美国[MeiGuo]人。一门炮,美国[MeiGuo]人8人一组,中国[ZhongGuo]人十几个人一组,还常常搬不动。他们[TaMen]这些译员为争口气,咬着牙扛着大炮部件爬山,气喘吁吁地跟着美国[MeiGuo]人的步子,上到山顶,还要立刻摆仪器,常常累得半死。
由于对美国[MeiGuo]人轻视中方译员的态度不满,译员们曾组织过“罢操事件”,连续三天不出操,后来经过调停,双方各让一步,平息了事态。
经过这次抗争,译员们得到了正名,被确认其身份是军中文职人员,不是“雇员”。从此,美军人员不再随随便便称呼他们[TaMen]“interpreter(译员)”,而是不嫌麻烦地称他们[TaMen]为“interpreting Officer(翻译[FanYi]官)”。他们[TaMen]的着装也改为与美军一样。张良[ZhangLiang]皋是三级翻译[FanYi]官,享受“少校待遇”,但佩戴军衔时须按文职官衔降低两级,只能挂中尉领章。
但译员们不喜欢歪戴的美式船形军帽,自己上街去买了一顶中国[ZhongGuo]软边军帽。于是这支译员队伍形成了独特军容:一身美式军装,却戴中国[ZhongGuo]军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