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0月，红卫兵[HongWeiBing]摸清了一些人名，也大致摸清了这个庞大的“叛徒[PanTu]集团”、“叛党投敌”的几个关键环节：“这伙叛徒[PanTu]自首出狱是刘少奇指示的。刘少奇指示‘狱中党员可以履行自首手续’。刘少奇是叛徒[PanTu]之首。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兴翻旧账。南开大学的红卫兵[HongWeiBing]就跑到北京国家图书馆去翻旧账，专拣那些“文物级”的报刊翻。翻着翻着，一大叠1936年的《华北日报》直叫他们[TaMen]欣喜若狂。翻到灰头土脸的《华北日报》10月14日第2版，一则“反共启事”赫然入目：

　　高仰云反共启事

　　仰云前因思想简单观察力薄弱交游不慎言行不检致被拘禁于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反省自新当兹国难时期凡属中国青年均须确定方针为祖国利益而奋斗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作一忠实国民以后决不参加共党组织及其他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报声明高仰云

　　这个高仰云是南开大学前任党委书记。高书记的“反共启事”，使南开大学的红卫兵[HongWeiBing]找到了“宝贝”：平时张口闭口都是革命词藻的高书记，竟然躲在历史的深处反共这震得南开红卫兵[HongWeiBing]目瞪口呆，欣喜之中一股革命的义愤油然而生，他们[TaMen]直觉得自己的革命热血一个劲儿地往上涌。

　　红卫兵[HongWeiBing]继续翻检《华北日报》。“反共启事”一个接着一个，有时一人单干，有时多人合伙，从1936年8月31日至1937年3月14日，总共9批，不多不少，61人。

　　六十一人出狱是执行中央[ZhongYang]的决定

　　九一八事变刚刚过去，北平西城区的草岚子胡同突然间建起了一座监狱。监狱由一个并不起眼的大院子改建而成，分“南监”和“北监”，有狭小牢房20间，关人规模为100人。这明明是监狱的东西却不叫“监狱”，叫做“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专门关押共产党人，企图运用“软化政策”促其“反省自新”。不久前在天津和北平被捕的薄一波、安子文等61人，全部被押送到这座新建的“反省院”。

　　1936年春，刘少奇化名“胡服”，以中共中央[ZhongYang]代表的身份，到平津主持北方局工作。这个春天其实是一个酝酿着大转折的春天，胡服一路风尘，跋涉三月有余，正是为了顺应并促成这个大转折的到来。中共与张学良的谈判，甚至与国民党最高当局的谈判，也都在秘密进行。白区的地下工作，过去是关起门来干，或者打开大门，冲向大街，赤膊上阵地干。胡服说，不行，再也不能那样干！所以，那个时候，在北方局所在地天津，胡服发出的声音，主要就是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

　　关押在草岚子反省院里的这一批人，其中不少人就是受了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害。这批人的处境，在这个春天固然出现了新的转机，却也隐藏着更大的危险。如果华北沦陷，他们[TaMen]就会落入日寇之手；如果他们[TaMen]被转至南京，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甚至狱方为甩掉“包袱”，随时都有可能杀害他们[TaMen]。

　　以胡服为首的北方局，越来越为这批人的处境担忧。与此同时，胡服还发现，在新的正在转好的形势下，许多方面都可以大干一场了，他却找不到更多的干部。后来的“柯老”柯庆施，当时的“柯敬史”，在胡服手下当组织部长。他也觉得应该解决“草岚子问题”了，就向胡服建议，可让草岚子里的人履行监狱当局规定的手续出狱。胡服一听，觉得建议不错，立即写了报告，请示陕北中央[ZhongYang]。当时的陕北中央[ZhongYang]，经过商议，很快批准了北方局的建议。

　　1936年6月，一封转述北方局指示的信经过秘密渠道送至狱中。信的大意是说，目前外面的形势非常好，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开展了，就是没有人去做，各方面都很需要人。北方局指示你们可以履行“出狱手续”（主要是在敌人预备好的《启事》上按手印登报出狱），争取早日出来。狱中党支部经慎重研究，怀疑是狱方耍的花招，因而拒绝执行。过了不久，第二封信又来了，仍然是催促狱中人尽快履行手续出狱，信中郑重写道：“上次写给你们的信，你们知道是谁让写的么？就是中央[ZhongYang]代表胡服同志让写的。”还警告说：“过去你们坚持不履行‘出狱手续’是完全正确的；但如果现在你们继续坚持不履行‘出狱手续’，不执行党的决定，那你们就要犯严重的错误”。收到第二封信后，狱中党支部又设法向狱外打探虚实，狱外反馈的信息，加之又收到第三封信，狱中人这才完全相信是中央[ZhongYang]的决定，同意履行手续出狱。从1936年8月31日起，薄一波等61人分作9批在《华北日报》上登了“反共启事”，陆续走出草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