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全大局，调粮出川

　　父亲[FuQin]前半生从军，出生入死，解放后从政，历任四川[SiChuan]省委第一书记[ShuJi]、西南局第一书记[ShuJi]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等职，抓农村[NongCun]工作有成绩也有教训，对于错误，他总是坦然承认，对于并非他个人的过错，比如四川[SiChuan]调粮问题[WenTi]，他勇于承担责任，从不推卸给他人。“文革”中，他被迫写了很多检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为了给李井泉写传，四川[SiChuan]省委和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的两位同志[TongZhi]曾查阅过中央[ZhongYang]和地方保存的李所写的所有检讨材料，看到的都是他作的自我批评和检查，极少对别人的检举揭发和指责，更没有人云亦云的夸大言辞。这两位党史工作者感概地说，从李井泉的检讨材料可以看到他的党性和做人的原则，在那个动乱年代，这非常不容易。

　　四川[SiChuan]是中国的农业大省，也是重要的粮食产地。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四川[SiChuan]调出147亿斤粮食支援全国，确保了京、津、沪大城市乃至全国许多地方的粮食供应。在那个特殊年代，四川[SiChuan]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人口数量非正常减少。多年来，对于四川[SiChuan]调粮过多、饿死人的问题[WenTi]，有种种说法，批评的矛头，集中指向四川[SiChuan]当时的主要负责人李井泉。

　　关于调粮的问题[WenTi]，是中央[ZhongYang]作的决定。当时京、津、沪三地粮库告急，国家粮食部给中央[ZhongYang]的报告中说：“北京、天津只有4天存粮，上海只有两天存粮，如不立即采取措施，其他物资运输让路，几个大城市出了问题[WenTi]，影响是很不好的。”京沪一旦断粮，后果不堪设想，四川[SiChuan]虽然有粮，大量调出，后果也很严重。经过权衡，中央[ZhongYang]决定要四川[SiChuan]做出局部牺牲。火急命令接连不断，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都打来电话，要求四川[SiChuan]省委坚决执行中央[ZhongYang]决定。这些电话的原始记录都保存至今。

　　1999年10月，原四川[SiChuan]省委书记[ShuJi]、后任省委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许梦侠对我说，省委书记[ShuJi]会议上传达中央[ZhongYang]决定时，井泉同志[TongZhi]落泪了，从来没见过他落泪，好几位书记[ShuJi]在省委文件上签字时都掉了眼泪，心里都明白调走大批粮食意味着什么，可是这是中央[ZhongYang]的决定，是必须执行的。

　　中央[ZhongYang]调粮的决定和安排在当时是绝密，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群众对此很有意见，认为是李井泉为了向上表功，欺下瞒上做出的个人决定。1962年中央[ZhongYang]召开七千人大会，四川[SiChuan]代表团有人给中央[ZhongYang]写信，要求批判李井泉的严重错误。李井泉在会上就1958年大跃进农村[NongCun]工作中的错误作了检讨，但只字不提调粮是中央[ZhongYang]的决定，只检讨四川[SiChuan]调粮太多，自己要负主要责任，实际上是把所有责任揽到自己头上。第一次检讨，大家不满意，他又检讨第二次。据参加会议的同志[TongZhi]回忆，李井泉在检讨时声泪俱下，与会的许多同志[TongZhi]也哭了。朱德、周恩来、邓小平都参加了四川[SiChuan]组会议。周恩来说：四川[SiChuan]粮食调多了，责任在国务院，我是总理，责任在我。朱德说：“井泉同志[TongZhi]检查两次了，差不多了，四川[SiChuan]的问题[WenTi]中央[ZhongYang]也有责任，大家要团结一致，振作精神，战胜困难，争取工农业生产尽快恢复和发展，我看是大有希望的。”

　　关于四川[SiChuan]调粮的问题[WenTi]，毛泽东后来曾善意的批评李井泉说：“只有大公，没有小我。”

　　文革中，李井泉关于调粮问题[WenTi]的讲话又被翻出来，作为他“闹独立王国”的头条罪状。根据是：国务院一位副总理来电话要求增加调粮，李井泉一急之下说：“你是国务院，我这里还是小国务院呢。”

　　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外有人开始关注四川[SiChuan]调粮问题[WenTi]，一些所谓的“知情人”开始舞文弄墨，在他们的笔下，困难时期四川[SiChuan]非正常死亡的人数飙升至上千万，李井泉调粮过多的错误由此也上升为“重罪”，并归结为“长期实行左的路线造成的恶果”。父亲[FuQin]对此淡然处之，默默无言。我们[WoMen]曾恳求他写一篇回忆录，讲明事情的原委，他拒绝写，并告知全家，谁都不许写他的回忆录。他下了决心至死由自己背负这段历史的责任，而把维护党中央[ZhongYang]领导的威望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关于调粮的真相，我们[WoMen]只能从旁人讲述得知一二。

　　1989年4月，父亲[FuQin]去世，享年79岁。父亲[FuQin]去世后，我们[WoMen]全家人经过慎重讨论，给邓小平同志[TongZhi]写了一封信，希望中央[ZhongYang]对李井泉的功过作一个公正评价，并对调粮问题[WenTi]给予说明。小平同志[TongZhi]对这封信作了批示，请当时的中办主任温家宝同志[TongZhi]阅办。中办和中顾委随之派人登门，听取我们[WoMen]的意见。之后，人民日报发表《李井泉同志[TongZhi]生平》，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评价：“1960年后，李井泉同志[TongZhi]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ShuJi]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他为我国西南地区的各项建设事业，呕心沥血，艰苦奋斗，取得了巨大成就”，“他为人正直，襟怀坦白，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对于工作中的失误，勇于承担责任。他光明磊落，坚持原则，顾全大局。”这是中共中央[ZhongYang]再一次给了他的最公正的评价。

　　1999年夏，邓榕在写作《我的父亲[FuQin]邓小平——文革岁月》时，和我通电话，谈到四川[SiChuan]调粮问题[WenTi]时，邓榕告诉我，她和母亲都清楚地记得，“老爷子”健在时，曾不止一次说过，关于四川[SiChuan]调粮，是中央[ZhongYang]的决定，责任在中央[ZhongYang]，不在地方，是集体作出的决定，责任在集体，不在个人，这个问题[WenTi]中央[ZhongYang]已经作过明确的结论。

　　2007年12月，我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原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的中国问题[WenTi]专家傅高义（EzraVogel）有过长达一整天的谈话，对于四川[SiChuan]调粮问题[WenTi]，傅高义说：每个国家都有过困难的时候，我能理解四川[SiChuan]调粮的紧迫性。他指出，凡是认真研究过中国现代历史的人，都不会相信某些人提出的死亡上千万人的数字。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四川[SiChuan]调粮动用过武力，这说明老百姓的粮食不是被抢走的。这位教授的话，令我深思。

　　半年之后，我在哈佛大学再次见到傅高义教授，他请我在教授俱乐部午餐，又带我去见刚任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哈佛教授马若德（RoderickMacFarquhar）。在马教授的办公室，我们[WoMen]用英文作了深谈。马教授的著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和第二卷已在中国出版，第三卷则没有获准发行。他在书中多次写到李井泉，其中引起我注意的是，他引述了李在中共八大的讲话，说李在会上“批评了农村[NongCun]实行的商业政策——不合理的定价，按照行政区的划分设立商业机构，限制小商贩的活动，打乱了过去的自然流流转路线”。他在书中还写到，李井泉对1956年农村[NongCun]实行的跃进保持了了冷静，因而在成都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赞扬。

　　马教授送给我他的新作《毛的最后革命》，并在书的扉页签名。我很感动，这些与父亲[FuQin]素不相识的外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如此严肃和执着，秉公执理，还原事实，令人肃然起敬。我由此想到哈佛的校训，诚实，正直，严谨，对真实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