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文史天地》2011年第2期

　　自1927年9月，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攻打城市失败后，毛泽东[MaoZeDong]率领余部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MaoZeDong]找到了革命扎根的落脚点，发展和壮大了第一支由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从那时起，毛泽东[MaoZeDong]便成为中共武装力量的著名领导人，成为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最高领导者，成为蒋介石绞尽脑汁力图消灭的“共匪”头目，也成为与教条主义者格格不入而受排挤的对象。

　　从1930年末到1934年红军被迫长征前这一段时期，以教条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留苏派压制毛泽东[MaoZeDong]的正确意见，并逐步削弱和夺取毛泽东[MaoZeDong]的领导权。毛泽东[MaoZeDong]的领导权数得数失，最终被“靠边站”，中央[ZhongYang]苏区全盘“苏化”。

　　王明、博古“一步登天”成为党中央[ZhongYang]最高负责人

　　王明又名陈绍禹，安徽省金寨县人。1925年10月由湖北省党组织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深得时任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的器重。在学习期间，为了打压异己，王明等炮制了“浙江同乡会”事件，把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李剑如、余笃三等工人出身的学生扣上“工人反对派”帽子。（后来经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邓中夏等调查后，认为“浙江同乡会”根本不存在。同时也摘除了李、余等“工人反对派”的帽子。）

　　1931年1月7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通过了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圈定的新的中央[ZhongYang]人选，过去连中央[ZhongYang]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一步登天，成为中央[ZhongYang]政治局委员。新的中央[ZhongYang]名义上是向忠发任总书记，但中共中央[ZhongYang]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到米夫支持的王明手里。中共中央[ZhongYang]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使它在中央[ZhongYang]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从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

　　此时，博古（原名秦邦宪）并没有跻身党中央[ZhongYang]最高领导层。但是很快博古得到了传奇式的机遇，最终由一名只有6年党龄的普通党员，跳过中央[ZhongYang]委员和中央[ZhongYang]政治局委员的阶段，成为党中央[ZhongYang]最高负责人，当时博古只有24岁。这一童话般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1931年4月和6月，因中央[ZhongYang]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ZhongYang]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和中央[ZhongYang]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中央[ZhongYang]机关和中央[ZhongYang]主要领导干部迅速转移或撤离上海。王明于10月前往莫斯科，很快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则于12月底到达中央[ZhongYang]苏区。在离开上海前的9月下旬，王、周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ZhongYang]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陈云、卢坦福、李竹声组成。博古、张闻天、卢坦福为常委，博古总负责。

　　以博古、张闻天等留苏派领导的党中央[ZhongYang]，执行“左”倾教条主义政策，给毛泽东[MaoZeDong]造成了极大的思想压力和工作上的困难。同时，随着各路“钦差大臣”陆续被派往中央[ZhongYang]苏区参与领导工作，毛泽东[MaoZeDong]的地位开始逐渐下降，权力逐渐缩小，以至于最后成为“光杆司令”。这一过程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项英成立苏区中央[ZhongYang]局，成为中央[ZhongYang]苏区法理上的最高领导人

　　项英前往江西苏区建立苏区中央[ZhongYang]局，是中共为实现其工作重心向苏区转移而采取的重大战略步骤，同时也是落实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有关指示的具体行动。

　　1930年7月下旬，斯大林接见在莫斯科汇报工作的周恩来，指示中共“应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的第一位”。7月23日，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召开中国问题讨论会，会议强调扩大红军和根据地的重要性，指出“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上坚定的红军，在现实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任务，解决这个任务就一定可以保障革命的强大开展”。

　　这些措施说明，共产国际对中国的红军游击战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新的认识。在此之前，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ZhongYang]屡屡批评毛泽东[MaoZeDong]领导的农村根据地“充满农民保守观念”、“游击战是单纯的军事游击式的策略”。中央[ZhongYang]还特别提出割据的错误，甚至警告毛泽东[MaoZeDong]“切忌将自己做成太平天国式的农民军队的行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项英于1930年12月受中共中央[ZhongYang]委派到达江西苏区，并根据中央[ZhongYang]政治局的决议，于次年1月15日组织成立了苏区中央[ZhongYang]局，以苏区中央[ZhongYang]局为苏区党、政、军的最高领导机构，由其代理书记，撤销以毛泽东[MaoZeDong]为书记的总前委；同时建立了归苏区中央[ZhongYang]局领导的中央[ZhongYang]革命军事委员会，统领江西和全国红军，由其任主席，朱德、毛泽东[MaoZeDong]为副主席。至此，从理论上来看，项英取代毛泽东[MaoZeDong]成为中央[ZhongYang]苏区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

　　但很快项英和毛泽东[MaoZeDong]在对待1930年12月发生的富田事变的性质上产生了分歧。毛泽东[MaoZeDong]在《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中坚定地认为富田事变将“叛逆的原形完全现出来了”，AB团取消派“企图恐吓动摇一班同志反对毛同志个人，达到AB团取消派破坏革命的阴谋事实”，其性质是反革命的。项英则声称富田事变是“无原则的小组织派别斗争”，“肯定说富田事变即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是唯心的结论”，并对以毛泽东[MaoZeDong]为书记的总前委领导肃反AB团提出批评。

　　项英和毛泽东[MaoZeDong]的矛盾冲突，反映到了中共中央[ZhongYang]。周恩来在1931年2月20日的政治局会上代表中央[ZhongYang]对富田事变的性质和处理意见定调，周恩来指出：“赣西南的AB团是反革命组织，但是尚有动摇的和红军中的不坚定分子，在客观上为AB团所利用”。会议决定派中央[ZhongYang]代表团到中央[ZhongYang]苏区全权处理这一问题，同时由任弼时起草致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党部的一封信，信中指出：“在中央[ZhongYang]代表团没有到达以前，要立即停止争论，无条件地服从总前委的统一指导”。

　　与此同时，在2月13日政治局会议上，中央[ZhongYang]重新调整苏区中央[ZhongYang]局人选，决定项英、任弼时、毛泽东[MaoZeDong]、王稼祥为常委。任弼时分管组织工作、王稼祥分管宣传工作、毛泽东[MaoZeDong]主管军事工作。中央[ZhongYang]苏区的二号人物改由任弼时担任，王稼祥则进入了苏区中央[ZhongYang]局最高领导机关。项英虽仍代理书记一职，但组织上的改动使项英在1月成立的苏区中央[ZhongYang]局的核心地位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