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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1934年：毛泽东怎样一步步地被“靠边站”--国家史册(2)
博古全盘“苏化”中央[ZhongYang]苏区，毛泽东[MaoZeDong]彻底“靠边站”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大规模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兴起，博古领导的临时中央[ZhongYang]未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继续推行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方针，使党在国统区的组织和工作遭到严重的破坏。临时中央[ZhongYang]机关也难以在上海立足，不得不于1933年1月迁入中央[ZhongYang]根据地瑞金。博古等留苏派在根据地全面贯彻“左”倾教条主义方针，为了掌控党政军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打击了一大批坚持正确意见、有实践经验的干部。
1932年2月，由于闽粤赣临时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写了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对工作的几点意见》，被博古等人认为是“悲观失望、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路线。因此在党内立即开展了反“罗明路线”斗争。3月又在江西开展反“江西罗明路线”即反“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其实质是打击以毛泽东[MaoZeDong]为代表的正确意见。在反“邓毛谢古”的斗争中，中央[ZhongYang]局党刊《斗争》发表《毛泽覃同志的三国志热》一文，指责毛泽覃实行“诸葛亮式的机会主义战略和战术”——即游击战术，说这是一种“怕有伤亡打滑头仗”、“怕有疲劳反对追击”的战术。很显然，这实际上批的是毛泽东[MaoZeDong]的战略战术。当时中央[ZhongYang]苏区许多人都知道，毛泽东[MaoZeDong]熟读《三国志》《水浒传》等书，并从中汲取了许多精华。
同年5月，博古、项英参加中革军委，由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前方行动的决定权改由后方的中央[ZhongYang]局直接掌握。在军委总参谋部，由留苏派刘伯承与叶剑英担任正副参谋长，留苏派王稼祥任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MaoZeDong]被完全排除在军委之外。
1934年1月中旬，博古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会议选举博古为中共中央[ZhongYang]总书记。组成新的中央[ZhongYang]书记处，成员包括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中央[ZhongYang]政治局12名正式委员和5名候补委员中留苏派占了绝大多数，毛泽东[MaoZeDong]未能进入权力核心。
六届五中全会后，中共中央[ZhongYang]在苏区参照苏联体制，建立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机构。中共中央[ZhongYang]政治局下设中革军委，下辖中国工农红军总部，制定党的军事决策。中央[ZhongYang]组织部、中央[ZhongYang]宣传部、中央[ZhongYang]党务委员会、中央[ZhongYang]审查委员会、中央[ZhongYang]党校、中央[ZhongYang]机关刊物编辑部等作为中共中央[ZhongYang]的直属机关，分工负责各方面的工作。留苏派理论家张闻天担任了中共中央[ZhongYang]党校校长、中共中央[ZhongYang]局宣传部长、中央[ZhongYang]党报委员会主任等职务。
在苏维埃政府系统，也仿照苏联体制，设立了一系列机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设立了人民委员会，由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下辖21个人民委员部（局）及相关委员会。同时博古成为中央[ZhongYang]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至此，毛泽东[MaoZeDong]所担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ZhongYang]政府主席一职被分割为中央[ZhongYang]执委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使得毛泽东[MaoZeDong]成为“苏联的加里宁”，有名无实。
中央[ZhongYang]苏区弥漫着浓厚的“苏式”氛围，以至于许多机构的名字都充满苏式色彩。如党培养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学校；军队教育系统内的少共国际师、工农军郝西史大学；政府教育系统内的沈泽民苏维埃大学、高尔基戏剧学院、中央[ZhongYang]列宁师范学校、列宁师范学校、列宁团校和众多的列宁小学。更有甚者，在一些重要的集会上，还要选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著名领导人作名誉主席。如在1934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把斯大林、加里宁、莫洛托夫、季米特洛夫、高尔基等人列为名誉主席，并发出“致苏联工人和集体农庄电”。
在留苏派“左”倾中央[ZhongYang]的错误指导下，中央[ZhongYang]根据地逐渐缩小，红军队伍急速减员。对此毛泽东[MaoZeDong]只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1934年9月中旬，中央[ZhongYang]苏区的形势已极端危急，此时的毛泽东[MaoZeDong]虽“插不上话”，但他心系红军、心系根据地，在得到中央[ZhongYang]同意下，毛泽东[MaoZeDong]来到南线的于都视察战况。据时任赣南军区参谋长的龚楚将军回忆，毛泽东[MaoZeDong]当时掩饰不住内心的万分悲痛而潸然泪下。
从项英受命进入根据地到博古临时中央[ZhongYang]迁入中央[ZhongYang]苏区，只有短短的三年左右。这期间留苏派与毛泽东[MaoZeDong]矛盾斗争纷繁复杂，毛泽东[MaoZeDong]数次被“贬”后又“崛起”。应该说，贯彻共产国际路线的博古等留苏派在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上已经取得了对毛泽东[MaoZeDong]的完全优势，毛泽东[MaoZeDong]被彻底“丢在一边”。然而这种优势仅仅是一种虚幻的假象。因为在国民党大举围剿下，中央[ZhongYang]苏区岌岌可危，而博古等留苏派不能打破反“围剿”，不能在决定中共生死存亡的军事问题上取得成功。因而这种优势仅仅是昙花一现。很快，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MaoZeDong]又重新站到了决策岗位上。这是中共中央[ZhongYang]克服“左”倾错误的胜利，同时也是毛泽东[MaoZeDong]策略与谋略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