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西汉末年，佛教[FuJiao]就开始传入中国。但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人并未接受佛教[FuJiao]，佛教[FuJiao]只局限在外国商人的信仰当中。直到魏晋时期，中国人才主动引进和接受佛教[FuJiao]，佛教[FuJiao]也开始融入中国人的精神[JingShen]生活世界。这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与其时中国人的社会心理有紧密联系。

　　文化[WenHua]精英[JingYing]言论自由和精神[JingShen]解放的诉求

　　中国人对于佛教[FuJiao]的精神[JingShen]需求，来自文化[WenHua]精英[JingYing]层面。

　　对于魏晋时期的文化[WenHua]精英[JingYing]来说，言论自由和精神[JingShen]解放是普遍诉求。早在先秦时期，中国的文化[WenHua]精英[JingYing]拥有独立的话语权，可以自由思考，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可是，到了西汉进入“独尊儒术”的时代以后，这两种诉求不能得到满足。文化[WenHua]精英[JingYing]丧失了独立的话语权，一切皆在皇权的掌控之下。在中世纪的西方，文化[WenHua]精英[JingYing]依托教会，始终保有独立的话语权，在精神[JingShen]领域可以同皇权抗衡，有“凯撒管的归凯撒，上帝管的归上帝”的说法。同西方中世纪相比，西汉以后，中国的皇帝更为霸道，他不但管凯撒管的事情，也管上帝管的事情，剥夺了文化[WenHua]精英[JingYing]的话语权。中国的文化[WenHua]精英[JingYing]，只能在皇权允许的范围内言论，只能在名教（汉魏时代约等于“礼教”，粗略地说，也就是儒教）的话语系统中言说。

　　汉末儒家经学衰微以后，玄学家开始讨论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并试图突破名教的话语系统，找回不受皇权限制的独立的话语权。但是，他们并未获得成功。除了少数玄学家之外，大多数人仍旧以名教为主流话语。

　　到了魏晋时期，佛教[FuJiao]为文化[WenHua]精英[JingYing]们指出一条寻回话语权的道路。文化[WenHua]精英[JingYing]们发现，出家成为僧侣之后，不必再受纲常伦理的束缚，尤其不必受“君为臣纲”的限制，可以在皇帝面前抬起头来，维护自己的尊严。东晋时庐山东林寺的慧远写了一篇《沙门不敬王者论》，强调僧侣不必向君王下跪。僧侣们谈论佛法，拥有相对独立的话语环境，而不必像儒者那样，受到朝廷的干预。佛教[FuJiao]这样的言论自由，对文化[WenHua]精英[JingYing]形成了吸引力。文化[WenHua]精英[JingYing]们即使不出家，在谈论佛法的过程中，也能体味到自由言说的快乐。

　　魏晋时期的玄学家既追求言论自由，也追求精神[JingShen]自由。在如何实现精神[JingShen]自由方面，他们并没有找到很好的途径。他们无非是清谈、喝酒、吃药，放荡形骸，或做一些与众不同、索隐行怪的事情，但这些只能暂时满足精神[JingShen]自由的需求，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佛教[FuJiao]为他们指出一条比较彻底的路径：放弃世俗生活，出家为僧，真正过一种超俗的精神[JingShen]生活。由于这个缘故，魏晋以后，佛教[FuJiao]的影响力很快超过玄学。一些文化[WenHua]精英[JingYing]不再在玄学中寻找精神[JingShen]自由，而是转向佛教[FuJiao]。他们出家当和尚，并不是为生活所迫，也不是身陷逆境，而是为了找到精神[JingShen]自由。在佛教[FuJiao]寺庙里面，文化[WenHua]精英[JingYing]们精神[JingShen]解放和言论自由的诉求终于得到了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