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的精神[JingShen]安顿需求

　　中国人对于佛教[FuJiao]的精神[JingShen]需求，还来自大众层面。

　　在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普通民众在生活上很痛苦，在精神[JingShen]上也很痛苦，特别需要用一种“精神[JingShen]鸦片”来缓解精神[JingShen]上的痛苦。可是，在中国固有文化[WenHua]中，找不到这样一种精神[JingShen]安慰剂。中国哲学在发端时期，就走上了精英[JingYing]文化[WenHua]的路向，只关注上层社会的理论需求，热衷于“治国平天下”之类的政治哲学问题，而不关心大众的精神[JingShen]安顿问题。先秦诸子百家学说，基本上都属于精英[JingYing]文化[WenHua]类型。儒家哲学鼓励人到朝廷去做官，有强大的激励功能，而安慰功能比较弱。道家哲学鼓励人们到山林去修行，对文化[WenHua]精英[JingYing]来说，有一定的安慰功能，可是对本来就在山林中劳作的贫苦大众来说，并不能起到安慰的作用。同时，中国的原始宗教在春秋时期就被解构，没有从中发展出理论形态的宗教，没有形成一种适合大众精神[JingShen]需求的宗教文化[WenHua]。在中国哲学早期的理论构成中，大众文化[WenHua]一直处在缺位的状态。

　　魏晋以前，政治哲学是主流话语；魏晋以后玄学兴起，转向人生哲学，但玄学家只讲士大夫的人生哲学，没有讲有普适性的人生哲学。普通民众的精神[JingShen]安顿问题，依旧无人问津。佛教[FuJiao]同中国固有哲学的区别在于，它在起步阶段选择的就是下层路线，而不是上层路线。它从生、老、病、死等人生中的痛苦讲起，形成一种适应大众精神[JingShen]需求的宗教文化[WenHua]。佛教[FuJiao]所描绘的佛国、净土、极乐世界，有强大的精神[JingShen]安顿功能，可以缓解人的痛苦，对深陷苦难之中的普通民众有极大的吸引力。佛教[FuJiao]的这种精神[JingShen]寄托功能，是中国文化[WenHua]中所缺少的因素，是需要引进的因素，这就决定了佛教[FuJiao]在中国普罗大众中有非常广袤的市场。

　　上层统治集团维系政治统治的需要

　　中国人对于佛教[FuJiao]的需求，更来自上层统治集团。

　　经学衰微以后，儒家倡导的纲常名教的根基已经动摇，社会影响力大大减弱，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下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玄学试图引入道家的自然学说，用以加固名教的理论基础。但是由于玄学家沉溺于过分思辨的哲学话语，并未达到提升名教社会影响力的目的。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出于维系政治统治的需要，必须找到一种强化伦理约束力的有效途径。佛教[FuJiao]适应了统治集团的这种需求。因为佛教[FuJiao]除了有强大的精神[JingShen]安慰功能，还有强大的维护社会道德的功能。

　　在佛教[FuJiao]中，有一个以戒律为核心的完整的宗教伦理体系，发挥着劝善止暴的作用，对于优化社会风气极有帮助。佛教[FuJiao]中的不杀生、不奸淫、戒贪、戒嗔、戒痴等戒律，都有维护社会伦理关系的作用，归根结底是劝人做一个善人，讲究善才有善报。佛教[FuJiao]虽然否认现实世界的真实性，但抱着一种顺世主义的生活态度，不鼓励人们造反，对统治者来说，自然有益而无害。同纲常伦理相比，佛教[FuJiao]伦理还有自身的优势。纲常伦理是一种权威主义的伦理诉求，建立在规范上面，侧重于他律，有强制力，但感召力弱；佛教[FuJiao]伦理是一种信仰主义的伦理诉求，建立在“觉悟”上面，侧重于自律，有很强的感召力。另外，佛教[FuJiao]的地狱构想和报应理论，具有强大的威慑力，这也是纲常伦理所缺少的。佛教[FuJiao]由于具有这样的优势，自然会吸引统治集团的目光。不过，后来佛教[FuJiao]在中国大行其道，还有一个偶然的原因，那就是武则天做了皇帝。女人做皇帝，不可能从传统的纲常伦理中找到“合法性依据”，她求助于佛教[FuJiao]伦理，自然在情理之中。

　　佛教[FuJiao]不但能满足统治者的政治需求，也能满足统治者的精神[JingShen]需求。佛教[FuJiao]关于极乐世界的构想以及关于来世的承诺，对于统治者同样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梁武帝曾三次试图出家为僧，在他的眼里，和尚在精神[JingShen]上的优越程度超过了帝王。

　　上层统治集团的需求对于佛教[FuJiao]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倘若没有统治者的扶植，佛教[FuJiao]作为一种外来文化[WenHua]，也不可能在中国顺利地传播和发展起来。

　　（该文为作者在中国人民大学佛教[FuJiao]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作的演讲，有所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