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30日，酷暑中的上海[ShangHai]，气温高达37摄氏度。就在这闷热的晚上，一些代表陆续来到法租界[ZuJie]望志路的一幢石库门——李公馆里，他们[TaMen]将参加中共一大[YiDa]的第六次会议，也就是最后的闭幕式。不料会议开始不久，就有一个“穿灰布长衫”的不速之客从弄堂进来直接推开后门，闯入[ChuangRu]了会场。他借口寻找社联的王主席，张目四探，随即匆忙离去。富有地下斗争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中止会议，马上转移，从而改变了中共一大[YiDa]的会议进程。

　　闯进李公馆的密探[MiTan]究竟是谁？经考证，此人乃法租界[ZuJie]巡捕房密探[MiTan]程子卿。程子卿是怎么闯入[ChuangRu]一大[YiDa]会场的？人们又是何时认定程子卿就是闯入[ChuangRu]会场的密探[MiTan]？程子卿究竟是不是黄金[HuangJin]荣的把兄弟？他的人生结局又如何呢？

　　谁第一个确认了这个密探[MiTan]的身份？

　　多位一大[YiDa]代表对密探[MiTan]闯入[ChuangRu]会场有过回忆。出席中共一大[YiDa]闭幕式的总共有14人：其中中共一大[YiDa]代表12人（周佛海因腹泻没有出席会议），共产国际代表两人。综合各位代表的回忆，关于会议场所，各位均认为在李公馆的楼上，取得了一致。关于时间也大致相同，只是在具体钟点上有小的分歧。而闯入[ChuangRu]者的服装，包惠僧的回忆最具体，“穿着灰色竹布长褂”。陌生人的态度很好，“对不起”是几乎所有回忆者都听到的，显然陌生人不希望打草惊蛇。

　　这个“陌生人”就是法租界[ZuJie]巡捕房的密探[MiTan]程子卿。代表们撤离后不到15分钟，巡捕房开来两辆警车，派来了1个法国总巡、2个法国侦探、2个中国侦探、1个法国兵、3个翻译，共9人。他们[TaMen]包围了李公馆，然后冲进公馆翻箱倒柜，严密搜查，并盘问了留守的李汉俊和陈公博。最后因为没有搜查到有价值的东西，只好怏怏而去。

　　那么，世人是何时知晓程子卿就是闯入[ChuangRu]一大[YiDa]会场的密探[MiTan]？谁第一个确认闯入[ChuangRu]一大[YiDa]会场的“包打听”就是程子卿呢？

　　作出这一贡献的是作家叶永烈先生。1990年，叶采访知情者——原法租界[ZuJie]巡捕房督察长薛畊莘后揭开了这一谜底。叶在《名人历史现场》中回忆道：

　　很偶然，我的长子有一回到上海[ShangHai]电影制片厂导演中叔皇家去。中叔皇问及我最近在写什么。

　　他一听说写的是关于中共一大[YiDa]的长篇，马上就说可找薛畊莘先生聊聊，因为薛先生曾在上海[ShangHai]法租界[ZuJie]巡捕房工作多年。

　　我于1990年8月9日前去拜访薛先生。薛先生已经八十有六，看上去却只有六十来岁……薛先生是混血儿，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英国人。他生在上海[ShangHai]，九岁时到比利时，英语、法语都极为流利。母亲对他说：“你应当爱你父亲的祖国。”他后来回到上海[ShangHai]，在上海[ShangHai]的法文日报工作。1929年，他考入上海[ShangHai]法租界[ZuJie]巡捕房。翌年，进入这个巡捕房的社会科工作。他谈起了自己在法租界[ZuJie]巡捕房工作多年的种种见闻。

　　我问及他是否了解法租界[ZuJie]巡捕房在1921年搜查李公馆的情况，他说，他听上司程子卿讲起过。

　　那是上世纪30年代末的时候，程子卿曾跟他聊及，1921年曾往李公馆搜查——当时只知道一个外国的“赤色分子”在那里召集会议。首先闯入[ChuangRu]李公馆侦察的便是程子卿。

　　此后，上海[ShangHai]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学者对薛畊莘进行了口述采访，并公开发表。

　　1991年，叶永烈的《红色的起点》由上海[ShangHai]人民出版社出版，首次披露程子卿是闯入[ChuangRu]一大[YiDa]会场的人。

　　中共秘密开会[KaiHui]的消息如何泄露的？

　　那么，法租界[ZuJie]的密探[MiTan]怎么会这么快知晓中共开会[KaiHui]的呢？

　　已有的史料披露，马林这位世界职业革命家于1921年4月在奥地利维也纳领取前往中国签证时被捕，获释之后就成了各国警方密切注视的目标。他在动身来华后，行踪处于严密监视之中，所以他在途经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时，都受到了严格的检查。这些情况迫使马林在6月3日到沪后就向荷兰总领事馆登记（否则就有被驱逐的危险），并以《地方经济学家》杂志驻上海[ShangHai]记者身份公开活动。6月17日上海[ShangHai]法租界[ZuJie]公董局曾致上海[ShangHai]荷兰总领事一信，报告马林的行踪，马林已乘船到达上海[ShangHai]，并化名安得烈森入住南京路东方饭店。

　　所以，马林到上海[ShangHai]后，密探[MiTan]们已把他的行踪查得清清楚楚，并记录在案。实际上，租界[ZuJie]警方当时已得到共产主义组织要在上海[ShangHai]开会[KaiHui]的情报。日本警视厅6月底就得到情报说，“上海[ShangHai]支那共产党”近期将召集各地代表开会[KaiHui]。这份报告虽然把预定开会[KaiHui]日期误作“6月30日”，但开会[KaiHui]地点却是“上海[ShangHai]法租界[ZuJie]贝勒路”（今黄陂南路），不见得是虚报。这份报告没有涉及情报来源，我们还不知道日本警视厅是通过何种渠道搞到这份情报的。但是，按照当时的外交惯例，日本警方的情报肯定是来自或者通报给了在上海[ShangHai]的各国当局。所以马林来到李公馆开会[KaiHui]时，就已经引起了法租界[ZuJie]当局的警觉。

　　法租界[ZuJie]当局还立即制定了一个条例，这很可能是已经提前侦知共产党要开一大[YiDa]会议的相关信息，加强警戒的一个步骤。这就是上海[ShangHai]报纸报道的《取缔集会条例》。条例规定，自8月1日以后，凡集会须于48小时前取得法租界[ZuJie]警察局局长许可，秘密集会或不申明集会目的者，一旦探知，即加以处罚。

　　于是，法租界[ZuJie]巡捕房派程子卿进入李公馆侦察见机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