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中国共产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JiaoYu]等项工作[GongZuo]的干部[GanBu]，为新中国奠基。在解放战争的烽烟里，中国共产党的干部[GanBu]教育[JiaoYu]一刻未停，数以万计的干部[GanBu]从散布于城市、农村、河滩、山沟里的学校[XueXiao]和培训班里走出，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建设新中国。

　　1946年9月，晋察冀解放区[JieFangQu]首府——河北张家口。

　　国民党飞机对这座解放区[JieFangQu]在关内最大的城市的威胁，已经显而易见。3个月前，国民党军队对中共中原解放区[JieFangQu]发动进攻，内战全面爆发。此时，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战争的胜负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而在有生力量之消长的战略方针，解放军已准备撤出张家口。

　　在张家口定居近一年的华北[HuaBei]联合大学的师生们，也在收拾行囊。打背包，夜行军，躲避袭击……这些对华北[HuaBei]联大的师生们来说并不陌生。从学校[XueXiao]的前身——创立于1937年7月的陕北公学开始，军事训练就是师生们的必修课。

　　对这所学校[XueXiao]而言，继承的当然不仅仅是这些。这所在中国共产党教育[JiaoYu]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学校[XueXiao]，从创立之日起，就把为中国革命[GeMing]培养干部[GanBu]作为一切工作[GongZuo]的中心。

　　中国共产党对干部[GanBu]队伍的建设向来重视。毛泽东曾为陕北公学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GeMing]的先锋队。……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GeMing]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解放战争期间，在继承抗战期间干部[GanBu]教育[JiaoYu]体系的基础上，干部[GanBu]教育[JiaoYu]不断推进，为战争的胜利和新政权的建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保障。

　　“干部[GanBu]教育[JiaoYu]仍应属于第一等的地位。”

　　在华北[HuaBei]联大决定撤出张家口的3个月前，1946年6月5日的晋绥边区《抗战日报》刊登了几篇关于山西兴县的干部[GanBu]文化问题的消息。

　　消息中写道：“（兴县）一区干部[GanBu]在工作[GongZuo]中普遍感到的困难，就是文化低。全区13个区干部[GanBu]，粗通文字及不识字的就有10人，18个村长及村抗联主任，只有4个粗通文字”；“这一次检查变工（解放区[JieFangQu]施行的农业劳动互助的简单形式——编者注），大家感觉找不到入手处，找《抗战日报》上临县变工问题一读，大家都争着发言了。沟门前村长说：‘怎日怪的，好像报社偷偷到我村里看了一回，说的同我犯的毛病一样样的，这报纸要能在村里读给不识字的干部[GanBu]和变工组听，会起多大作用啊！’”

　　对这些农村干部[GanBu]们来说，文化水平的低下对工作[GongZuo]的开展显然十分不利。很多干部[GanBu]因为没文化，工作[GongZuo]一发生问题，没有办法向上级写信反映，只好亲自跑去，费时费力。最让人尴尬的是，没有文化，连路条都开不出来。路条是解放区[JieFangQu]内防范敌特并保证正常交通往来的通行证件，被称为防奸防特的法宝。抗日战争时期，连白求恩都有因为路条问题被根据地民兵扣押的经历，对一名革命[GeMing]干部[GanBu]来说，不会写路条，意味着真正的寸步难行。

　　作为老根据地的县城，兴县的干部[GanBu]队伍怎么会面临如此大的文化困难呢？消息中说，“兴县干部[GanBu]感到缺乏文化知识的困难是在抗战胜利后大批干部[GanBu]（特别是外来干部[GanBu]）往出调的情况下显出来的。”

　　小小的兴县遇到的原有干部[GanBu]大量外调的情况，折射的是即将展开的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决战。1945年8月日本投降，摆在中共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收复失地，发展经济恢复生产，巩固和扩大解放区[JieFangQu]。1945年8月13日，在日本投降的前两天，毛泽东在延安干部[GanBu]会上作了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蒋介石对人民是寸权必争，寸利必得。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中共中央随即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迅速组成了由2万名干部[GanBu]、22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其中包括4名政治局委员的庞大班子和约11万部队向东北挺进。

　　波谲云诡的大时代，对中国共产党的干部[GanBu]队伍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的烽火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1936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只有几万人，到抗战胜利时，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大量从事地方工作[GongZuo]和敌后地下工作[GongZuo]的干部[GanBu]已达几百万人。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这支干部[GanBu]队伍都远远高于从前任何一个时期，他们已经成为中国革命[GeMing]斗争的中坚力量。中共的干部[GanBu]教育[JiaoYu]在此发挥的作用甚为关键。在“干部[GanBu]教育[JiaoYu]第一”的方针下，8年里，包括指导思想、学习内容、学习形式、教材编写在内，中共已经建立一整套较为成熟的干部[GanBu]教育[JiaoYu]培训体系。

　　这为抗战后培养大量急需的干部[GanBu]提供了很好的基础。随着解放区[JieFangQu]的扩大，“干部[GanBu]教育[JiaoYu]第一，普通教育[JiaoYu]第二”的方针得到继续贯彻。1946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第三届边区参议会第一次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指出：“干部[GanBu]教育[JiaoYu]仍应属于第一等的地位”。在这种教育[JiaoYu]方针指导下，各解放区[JieFangQu]的党政军以及业务部门，举办了大量的训练班或干部[GanBu]学校[XueXiao]，培养急需的干部[GanBu]。

　　此时的华北[HuaBei]联大，已经进驻张家口有将近半年的时间。在抗日战争中一边教学一边战斗的华北[HuaBei]联大，不断缩编，抗战胜利时仅留教育[JiaoYu]学院。在张家口，华北[HuaBei]联大恢复了原来的文艺、法政、教育[JiaoYu]三个学院和一个文艺工作[GongZuo]团，1946年6月，又成立了外国语学院。曾在抗战期间培养过逾万干部[GanBu]的华北[HuaBei]联合大学，又生机勃勃了。一时间，从国统区的北平、天津等城市来的青年络绎不绝。

　　和延安时期一样，进入解放区[JieFangQu]的青年们，首先要学会的就是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作家丁玲在延安时期写的小说《在医院中》塑造了一个叫陆萍的20岁的年轻女性形象。从上海到延安去的陆萍，初时要做女性的革命[GeMing]领袖，然而延安生活要求她的是大众化，而不是高高在上的精英主义。张闻天曾分析过青年知识分子的优缺点：优点是他们有对崇高理想的追求，不满意黑暗的现实社会，爱好光明真理；缺点是斗争的坚定性、坚持性不够，了解问题的具体性与透彻性不够，对群众的接近了解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