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43年出生在陕北延安。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党中央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陕北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军民垦荒种地——著名的南泥湾良田就是三五九旅官兵创造出的奇迹。同时，全体军民参与纺线织布，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副主席都带头纺线。我父亲李凡夫是抗日军政大学的教授，后来调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母亲陈怡是抗大学员的指导员。我家住在延安王家坪八路军总部后面山上的石窑洞里。我就在那里出生。当时生活很是艰苦，但全党全军抗战热情高涨。我父母白天工作，晚上回家也抓紧时间纺线。那时我们这些小孩身上穿的衣服多是用父母的破旧军装拼改成的。我们也没有什么玩具，母亲就找些干树枝给我，让我在地上涂鸦。那些日子，晚上她纺线时我就在地上随心所欲地画。她有时也略加指点和鼓励，我就越来越有兴趣了。

　　父母曾多次对我说起这件事：1946年东北解放后，党中央提出建立巩固东北革命根据地，派大批干部奔赴东北，其中也包括我的父母。那时我三岁多，随父母转移。从延安到东北有几千里路程，要冲破敌占区的许多封锁线，有时急行军，一天要走百余里路，更多是利用夜幕，冒枪林弹雨，突破封锁线。母亲在一匹马背上左右各放一只筐，一只驮行李物品，一只装着我。当时我父亲任一个干部队队长，为父亲喂马、牵马的是红军老战士龙德山伯伯。一天夜里通过封锁线时，敌人炮火猛烈，驮着我的马匹受惊跳起，我从筐里被颠出来，摔到壕沟沟底。冲破封锁线后，母亲才发现我丢失了。为了全体人员的安全，父亲命令大家继续赶路。可龙德山伯伯舍不得我，就不顾安危返回去找我，终于在壕沟沟底寻到我。他抱着我再次冲过封锁线赶上大部队。1950年，我父母和龙德山伯伯随军南下。解放广州后，我在那里开始上小学，父母工作忙，我就在学校住宿。后来，听他们说龙伯伯转业回四川老家了。我至今都十分想念这位可亲可敬的老人，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母亲还曾对我说：从延安到东北后，生活条件好些了。叔叔阿姨们见我喜好画画，就特地送我一些香烟纸、糊窗户纸和铅笔头。我画驴、画马、画车、画树、画花、画人……见到什么画什么。直到后来上小学，每当放学后，闲下来我就画画，临摹芥子园画谱和一些小人书。周日放假时，我就到外面写生。1956年我小学毕业，当时学习苏联抓“天才教育”，武汉中南美专附中开设七年制中学，我有幸被录取，开始接受正规美术教育。那时关山月先生是我们的校长。1958年，学校搬迁至广州，改名为广州美院附中。接下来，我就读于浙江美院中国画系。十年动乱后，我又进入中央美院中国画系研究生班学习，美术成了我终身的事业。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我是党旗下成长的画家。去年，我随中国文联美协采风团再次回到延安，亲眼见到陕北发生了巨大变化：改革开放，退耕还林，延安变绿了，成为现代化都市，还发现了大量的煤、天然气和石油……如今延安人均年收入突破3万元。这让我欣慰，让我兴奋，也让我怀念父母亲，怀念龙德山伯伯，怀念革命先辈们。在纪念建党90周年的日子里，我创作这幅《童年的记忆》，献给党，献给我亲爱的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