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被拘捕后，上海的“四人帮”余党企图发动武装暴乱。于是，清除“四人帮”余孽，解除上海的“第二武装”，并进而稳定全国，成为党中央必须立即着手解决的头等大事。在这样的背景下，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常委的海军上将苏振华临危受命，带领一班人去了上海。

　　临危受命

　　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即1976年10月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有上海、江苏、山东、湖北4省市和南京、武汉、济南3军区负责人参加的第一批打招呼会议，上海市参加的是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马天水和市委书记、上海警备区司令周纯麟。出席这次打招呼会议的中央领导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倪志福。

　　与会人员对中央除掉“四害”的果断措施表示完全拥护。只有马天水如闻晴天霹雳，竟斗胆提出:4位领导是不是篡党夺权为什么一定要抓起来隔离审查甚至还要求见见他们，希望中央宽大处理他们……他回到住地后，竟还愤愤不平地上书中央，表示对解决“四人帮”强烈不满，指责中央是“搞突然袭击”、“宫廷政变”，是“修正主义上台”。

　　为了进一步摸清上海的反应，10月8日中央指派苏振华、倪志福约见周纯麟。周的表态很明确，坚决拥护中央决定，并反映了马天水参加“打招呼”会议后的抵制态度和反常行为。尔后，苏振华、倪志福、周纯麟找马天水谈话，对他的抵制态度进行了严肃批评和警告。苏振华接受周纯麟的建议，提请中央对上海采取釜底抽薪的紧急措施，把“四人帮”余党徐景贤、王秀珍叫到北京，敲山震虎，打乱上海“四人帮”余党的阵脚，避免随时可能发生的反革命武装叛乱。

　　“四人帮”搞武装叛乱并不是危言耸听。早在1975年8月，“四人帮”的核心成员王洪文就曾在上海多次说“要警惕修正主义上台”，“要准备打游击”、“打巷战”，公开建立了直接受他们领导的“上海市民兵指挥部”。他不仅多次视察民兵装备，还带领民兵训练。王洪文安插亲信王秀珍、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等当头头，使民兵成了名副其实独立于解放军之外的“第二武装”。王洪文大肆叫嚣:“上海民兵是我和春桥两人搞起来的，这个队伍不要被别人指挥。”他们动用地方经费3000多万元，私造了大量武器。在发出毛主席病危通知后的第二天，他们就通知马天水把库存的几十万支枪发到基层民兵手里，随时待命。毛主席逝世后，张春桥派人送信给马、徐、王，指示他们要准备接受“严重考验”，并告“上海有大考验，要打大仗”。

　　为了避免上海出现武装暴乱，彻底粉碎“四人帮”在上海的帮派体系，中央政治局作出立即派出中央工作组接管上海的重要决定。

　　1976年10月12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在北京玉泉山叶帅住处召开会议。向上海派出工作组的决议已定，谁能担此重任早已胸有成竹的叶剑英元帅举荐说:“要派一位无论在军队和地方都能压得住台的老同志去。我看苏振华同志堪当此任。他资格老，被林彪、‘四人帮’整得很惨，而且他很坚决，在粉碎‘四人帮’的紧急时刻，起了重要作用。在战争年代有指挥作战的丰富经验。他从事政治工作多年，熟悉组织工作，具有政策水平。在建国初期，他担任过贵州省委书记，多次受到中央和主席的称赞。上海有海军东海舰队的基地，工作起来有方便条件。苏振华同志去上海，我看最合适。”

　　叶帅的提议得到其他政治局委员的一致赞同。陈锡联将军非常赞成叶帅的提名，说振华同志是军委常委，处理军委日常工作很得力，1974年调整各大军区领导班子时，他做了很多协调工作，起了重要作用。这些都便于他协调南京军区、海军、空军的部队，特别是南京军区廖汉生等一些老同志都遭受过迫害，与振华同志都很合作，他肯定能得到他们的支持。

　　李先念接着说，叶帅的意见是深思熟虑的，上海的稳定对于稳定全国局势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因此牵头的人选特别重要。振华同志是坚决主张抓“四人帮”的，跟“四人帮”斗争很坚决，毛主席曾说过管海军要靠他，这次解决“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问题，也要靠他去牵头，发挥核心领导作用。

　　华国锋说，“四人帮”说王洪文是“工人阶级领袖”，他是什么“领袖”我们要派一位真正的工人领袖去，我看除振华同志外，倪志福同志也要一起去。

　　倪志福是上海人，是发明“倪志福钻头”的著名的全国劳动模范，有长期工会工作经验，对工人情况最了解，在工人群众中威望很高，做上海工人阶级的工作最有说服力。华国锋的提议因此得到其他政治局委员的赞同。

　　华国锋又说，上海和江苏的矛盾一直很尖锐，上海和江苏各方面的关系又不可分割，所以最好也从江苏调一位同志去。

　　李先念赞成，极力推荐彭冲同志去，认为他处世从容稳重，在江苏政绩突出。“四人帮”往死里整他，他跟“四人帮”斗争仍非常坚决。他去接管上海，有利于解决两地矛盾，上海经济遇到问题，江苏去支援和帮助最为方便。

　　最后形成了决议，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人为领导核心，成立接管上海的中央工作小组，并要求工作组尽早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