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立嗣危机

　　1875年1月12日，同治病亡，其无子。有清一朝首次遇到需从皇帝子嗣外寻找继承人的严重情况。宗祧继承的原则是“有子立嫡，无子立后”，无子时，以人为方式弥补自然血缘的缺憾，以获得继承人，即为立嗣，以续承宗庙世系。帝嗣的选立，则不仅攸关皇脉延续，更与国家命运关系重大。翁同龢对选嗣过程有亲历记述：“戌正，摘缨青褂。太后召诸臣入，谕云此后垂帘如何？枢臣中有言宗社为重，请择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谕云，文宗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同一心，汝等敬听，则宣布曰某。维时醇郡王惊遽敬唯，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1]。当晚，载湉从醇王府被迎入宫，成为清朝入主中原后的第九代皇帝。与此同时，两宫也完成再次垂帘听政的“合法化”手续：“朕恭呈慈安……慈禧懿旨，览王大臣等所奏，更觉悲痛莫释，垂帘之举，本属一时权宜，惟念嗣皇帝此时尚在冲龄，且时事多艰，王大臣等不能无所禀承，不得已姑如所请”[2]。

　　一般认为，慈禧选帝主要基于以下考虑：载湉年幼，仅只4岁，便于慈禧垂帘听政，如果拥立长君，听政便不合法度。载湉与慈禧关系密切，他是咸丰弟奕譞和慈禧妹叶赫那拉氏所生，既是慈禧的侄子又是外甥。另层原因是，载湉与同治同属“载”字辈，这有违常理，原本继承同治帝位的应该在同治下一辈（“溥”字辈）中寻找，但那样一来，将使慈禧成为虽尊而疏的太皇太后，同治皇后将成为皇太后，慈禧的垂帘听政间隔一辈变得失去名义。所以慈禧只能在同治同辈中寻找。王国维尝言：“盖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争。任天者（制度）定，任人者争。定之以天，争乃不生。故天子、诸侯之传世也，继统法之立子与立嫡也，······皆任天而不参以人，所以求定而息争也”[3]。同治无子，无法天定，本身就面临“任人者争”的风险和变数，慈禧立嗣顿使宫廷中的各种关系愈发复杂，潜伏下三大危机，也就是有三种关系必须调适。第一，先帝与后帝的关系，光绪继嗣咸丰，光绪之子却要继嗣同治，其间如何理顺？宗祧继承的根据就是血缘与辈份的关系，满人入关前，并无过继法条的规定，时有先兄弟后子侄袭职情况的发生。入关后，受汉族立继嗣子观念的影响，继嗣行为渐趋规范。康熙十年规定：“如无子嗣，准将近族之子，过继为子”[4]。明确选立继嗣对象是“子”而非兄弟，皇室自然不能例外。但慈禧却打破成例，实行兄终弟及，而非父位子继。因事情牵扯到两宫听政和三代皇帝（前朝皇帝咸丰、大行皇帝同治、当朝皇帝光绪），有些利益还互有冲突，有顾此失彼的情况，又使得臣僚的立言特别谨慎。第二，慈禧与同治皇后的关系，慈禧为了揽权，刻意防止在同治下辈中寻找继承人，将光绪的帝位得来不是同治，而是跳到上一辈，来自十三年前就已经去世的咸丰，这样，慈禧还是皇太后，同治后却成了“皇嫂”。这于情（放弃自己亲生儿子）于理（改变顺序继承）都不顺，也使同治皇后与光绪的关系，与两宫的关系，在宫廷中的地位，在在难堪。第三，光绪与醇亲王奕譞的关系，即要防止因其为皇帝生父而操控政权的可能。

　　在三种关系中，第三种关系最容易解决。各方都不愿此种局面出现，即便是当事人奕譞也没有这种能量和胆量。1875年1月15日，朝廷讨论“醇亲王辞免差事折”。翁同龢上密疏请求为奕譞保留“神机营差事”。未被慈禧采纳，密奏留中未发。第二种关系比较棘手，但同治后无拳无勇，随其很快去世部分得以解决，却也成为后来事发的引子。而以第一种关系最复杂，因其直接牵扯“储位密建”祖制的恪守和继嗣继统间的矛盾悖逆，涉及到三代皇帝乃至皇绪帝位的正统性。正统危机在选嗣当下即已发生，“诸臣承懿旨后，即下至军机处拟旨，潘伯寅意必宣明书为文宗嗣，余意必应书为嗣皇帝，庶不负大行托付，遂参用两人说定议”[5]。从记述看，太后只是提出人选，细节并无考虑，而由近臣来弥缝。翁同龢、潘祖荫的讨论一下子抓到了问题关键，就是如何处置同治、光绪两帝间的平衡，为光绪立嗣寻找入乎情理的解释，慈禧在立嗣时对此明显缺乏考量。

　　果不其然，光绪即位未几，风潮便起。1875年2月20日，内阁侍读学士广安首先将问题提出：“窃维立继之大权，操之君上，非臣下所得妄预也”。但因事情处置于“理”上仍待“变通”，“又非臣下所可缄默也”。广安为同治鸣不平：“惟是奴才尝读宋史，窃有感焉。昔太祖遵母后之命，传弟而不传子，厥后太宗偶因赵普一言，传子竟未传侄，是废母后成命。遂起无穷斥驳。”有鉴于史，广安建议将“我皇上将来生有皇子，自必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接承统绪”的安排“即请饬下王公大学士六部九卿会议，颁立铁券，用作奕世良模”。即用“颁立铁卷”这一封建王朝的最高立法方式将此固定下来，成为不容更替的铁定安排，以防日后有变。广安奏折并未深究继嗣中的各种矛盾，只是要求将既定安排用更稳固的方式定格。但这也触犯了慈禧的敏感神经，“广安奏请饬廷臣会议颁立铁券等语。冒昧渎陈，殊堪差异，广安著传旨申饬。”[6]

　　因事涉天子，非一己一姓的家务事，而是天下事。中国的士人们又有着视天下为己任的不绝如缕的传统，“言谈微中”的狂优和持“道”不屈的君子，即使在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候也没有绝迹。正因此等人物的前仆后继，保持着中国政统和道统的基本稳定。何况慈禧所行不道，要想堵塞天下悠悠众口是不可能的。1875年3月27日，同治皇后死，“道路传闻，或称伤悲致疾，或云绝粒陨生”。御使潘敦俨又挺身发难：“默念穆宗嗣统未有定议，孝哲毅皇后又仰药殉，遂疏请表彰穆后潜德，更谥号。”此种暗指大犯忌讳，朝旨“斥其以无据之词率登奏牍，实属谬妄，交部严议。”结果是罢官免职。天下有道，君子出而扶持君主，天下无道，君子归当隐士。此后，潘敦俨“归隐于酒，阅二十余年卒”。[7]

　　严厉惩处之下，挺身赴义者仍续起不绝。君臣父子为中国传统理念的大纲，中国古代家、国不甚分的体制使君权渗透着父权，君臣关系某种程度上映透着父子关系，“天子”并非就是真正的天之子，而更多的是人之君，正如父母不会不犯错误一样，帝位的秉持者也非永远正确，因此就有接受规劝的必要。臣民的“子弟”身份使之只能安于被统治者的地位，但同时也使“子弟”们多少保有了一些规劝长辈的传统义务。虽因过问的是“天大的事”，说得不合适，会引来绝大麻烦。好在，士大夫自古即有“定臧否，穷是非，触万乘，陵卿相”，“自置于必死之地”而不辞的志气。因此，“规谏”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文化传统，士子是这种传统的中心承担者，以“帝位之师”自居。[8]晚清，士子的这一地位存在已经斑驳陆离，前几次谏言均被驳回或严谴，无奈中，只得行之以激切，其中真正有不得不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