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强以《南京条约》为依据，不断要求将五口通商落到实处、不断运用种种手段扩大通商口岸的过程同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一致的。当然，这种融入，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同中国一步步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也是一致的。

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7，原题为“不平等条约的另一面”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其他国家签订了一系列的条约，一般认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不平等的。《南京条约》与《望厦条约》、《黄埔条约》构成了中国不平等条约体系中最重要的奠基石。通过这三个不平等条约，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三个资本主义国家：英、法、美三国在中国取得了自由对外贸易的通商权与片面最惠国待遇；取得了协定关税的权利；取得了在华传教、租地建房的权利；取得了领事裁判权；取得了部分中国领土的占有权。此后，列强强迫当时的中国政府又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先后取得了内河航运权和鸦片贸易合法权等权利。这些不平等权利构成了中国最早的不平等条约体系，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不平等条约的概念最先在1920年代由中国国民党提出，1923年1月1日，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其中有“与各国立不平等之条约。至今清廷虽覆，而我竟陷于为列强殖民地之地位矣” 。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订了政纲，在对外政策方面，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偿还外债”。1924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了“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主张。不平等条约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负面作用，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过分。不过，笔者认为，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近代史上还起到了另一种作用。

　　不平等条约与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作用。全球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过程。在马克思看来，大工业的出现必然引起商品交换的扩大，而商品交换扩展到世界范围则形成了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各个国家、民族连为一体，形成世界历史。马克思说：“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全球化首先是经济全球化，它以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产生为开端，至今历经100多年。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和资本、劳动力的大规模的国际性流动，各国家各地区之间利益的相互交织成为全球化时代的重要特征。毫无疑问，没有鸦片战争以来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或迟或早也会融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但实事求是地说，大清王朝的基本国策同全球化是背道而驰的。当时，西洋商人只许在广州一地开展对华贸易，即一口通商制度。只允许外商在夏秋两季与中国政府指定的广州的十三家商行做买卖，其间，他们只能在十三行住，不能随便出游，不能坐轿，不得带外国妇女，不得买中国书，不得学中文。生意做完了，必须到澳门去住。《南京条约》确定五口通商后，当时国人看重的是开放通商口岸如何不好、允许洋人做生意如何不好。按中国第一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外交史学家蒋廷黻的论述：“当时的人对于这些条款最痛心的是五口通商。他们觉得外人在广州一口通商的时候已经不易防范，现在有五口通商，外人可以横行天下，防不胜防。直到前清末年，文人忧国者莫不以五口通商为后来的祸根。”

　　《南京条约》虽然确定了五口通商，但并不等于中国因此自然而然地进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轨道。1848年以后沿海开放口岸的绅民和地方官极力反对洋人入城就说明了这一点。《南京条约》订立后，广州、福州等地因拒洋人入城经商引起了一系列纠纷。在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看来，既然已订条约，就必须严格遵守，利用人们狭隘的爱国心理组织所谓反入城斗争，是非常愚蠢、不足为训的，必须坚决劝导制止。郭嵩焘认为不准各国人民自由出入、游历交往是蔽于一隅的褊狭之见。因此，洋人到中国各地经商和游历是宜加保护的正常活动。但是，当时国人闭塞，因而阻止洋人入城的斗争往往很激烈。郭悲愤地写道：“自办理洋务四十年、每一阻拒洋人，则开一衅端。”洋人连城都不能入，自然无所谓今天的“招商引资，筑巢引凤”，更谈不上融入经济全球化。列强以《南京条约》为依据，不断要求将五口通商落到实处、不断运用种种手段扩大通商口岸的过程同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一致的。当然，这种融入，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同中国一步步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也是一致的。无论是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还是一步步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当时的中国都不是主动的，都同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分不开。

　　就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来看，五口通商实际上迈出了第一步。单纯就经济贸易的开放而言，五口通商显然有利于中国沿海开放地区的现代化。北京大学国家关系学院李扬帆博士说得好：“在反对入城的问题上，实际上晚清社会面临两个难题：一是到底接受开放的事实还是一味地顽固封闭到底？二是爱国的举措和顽固的封闭之间是否应该作更为理性的、详细的区分？因为反对入城的理念背后，实际是坚持天朝朝贡体制的旧规矩：只有朝贡使臣才能入城。反对入城透露的信息就是拒绝开放，拒绝负责任地履行国家承诺的义务，在力量不如人的时候，更加恶化中国本已经恶劣的国际环境！”（李扬帆《走出晚清》,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当时，不平等条约虽然整体上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斗争整体上是爱国之举，应该肯定，但不平等条约中允许通商，允许旅游的规定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由之路，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如果因为反对不平等条约中某些合理的条款，比如本身是互利的入城和开放口岸条款，从而导致更大的侵略，更大的侮辱，就是得不偿失的非理性选择了。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西方人称之为“通商战争”）没有轰开中国的大门，《南京条约》关于五口通商的规定拖了10余年基本上仍然只是在纸面上，于是，第二次鸦片战争随后爆发。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伴随着西方列强侵华战争的炮火，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用国人的血泪记载了这一段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