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平倭将领朱纨发现“三尺童子，亦视海盗如衣食父母，视军门如世代仇雠”。至于“杭州歇客之家，明知海贼，贪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之打点护送”。

　　汪直，明朝徽州歙县柘林人，又名王直、汪五峰，号五峰船主。在传统史家眼里他是十足的大倭寇。

　　汪直姓汪还是姓王历有争论。这里搁置不议，汪直所在的家乡人穷地薄无以聊生，经商遂为一条主要生计。汪直先做盐商，跟同伴说：“中国法度森严，动輒触禁。科第只收酸腐儿无壮夫，吾侪孰与海外倘佯乎，何沾沾一撮土也。”遂于嘉靖十九年（1540）南下广东下海贸易，贸易对象是日本。站在现代的角度这叫国际贸易；站在明朝的角度这叫非法走私，奸商倭寇。第一，商贾在古代属于贱民贱业。第二，朱元璋立国后担心流亡海外的原方国珍、张士诚旧部反攻大陆，“申禁人民不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外国商人擅自进入以盗论处，中国人外出则当众刺穿双耳，再犯立即处死。

　　在严禁民间海外贸易的同时，中日官方之间实行着朝贡贸易，礼部给前来朝贡的藩属国发放“勘合凭证”，史称“勘合贸易”。这种贸易缺陷很多。一是只能在浙江市舶司所在地宁波港展开；二是政府对于朝贡贸易的次数、船数、人数限制较多，双方冲突不断；三是日本时有内乱，勘合贸易经常中断；四是嘉靖二年（1523）发生恶性争贡事件，两个日本朝贡使团血拼，宁波几被屠城，政府一气之下于嘉靖六年（1527）关闭了宁波市舶司。这一切导致民间走私贸易越来越红火。

　　汪直这个时候下海，也算赶上时候了。

　　嘉靖三十年（1551），汪直的私人贸易武装成为中国沿海势力最强的海商集团，拥有兵众20余万人及载重120吨以上巨舰百余艘。这规模，堪与后世的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俩的海上郑氏王国相媲美。这期间，汪直不断地向政府提出开放海禁的要求，期求做一个合法的商人。朝廷不仅未答应，反而派总兵俞大猷围歼，汪直退至日本。此后，汪直开始报复明王朝，沿海抢掠，明政府竟抵挡不住。后来，汪直再次提出开放海禁、通商互市的要求。明政府难以在军事上战胜汪直，就采取了诱降策略。浙江总督胡宗宪将汪直的母亲及妻儿作为人质，汪直引颈受降。政府翻脸不认人，对其先囚后斩。

　　明人朱九德在《倭变事略》里对汪直评价曰：“王直始以射利之心，违明禁而下海，继忘中华之义，入番国以为奸。勾引倭寇，比年攻劫，海宇震动，东南绎骚。上有干乎国策，下遗毒于生灵。恶贯滔天，神人共怒。”直到今天，主流舆论还是这么一个口径。清人张廷玉修《明史》却说汪直“少落魄，有任侠气，及壮多智略，善施与，以故人宗信之”。《明书·王直传》说汪直在民间“威望大著，人共奔走之。或馈时鲜，或馈酒米，或献子女”。明朝平倭将领朱纨发现“三尺童子，亦视海盗如衣食父母，视军门如世代仇雠”。至于“杭州歇客之家，明知海贼，贪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之打点护送”。总之，官方与民间、主流与边缘对汪直的评价可以说是截然相反的。

　　我们现在的教科书在对待这个历史问题时，更是有失轻率和武断，把中日民间私下贸易的海盗一律称作“倭寇”。其实，他们就是走个私，违背明朝落后偏执的海禁政策而已，上升不到民族感情民族大义等层面。

　　我们还可以与英国的大海盗作个比较，弗朗西斯·德雷克拥有来自大英政府的官方支持，他个人更是英王室晚宴上最受欢迎的客人甚至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私人好友，最后由于自己的海盗业绩而被女王封为英格兰勋爵从而登上荣誉的最高峰。至于威廉·丹彼尔更是由海盗变作了英国皇家海军军官。历史不能假设，但是直到今天，中国一些史学家还在遗憾：如果中国政府能以英国政府为榜样，那么中国的海军早就有了，落后挨打的历史也将不会出现了。可能是基于这种遗憾，近来史学界有一种观点就是肯定倭寇的，认为倭寇带来了当时东南沿海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以及东南沿海的通商，拓宽了沿海居民的生存空间，从历史进步的角度对倭寇作了肯定性的评价。（端木赐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