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一本小说《双城记》中，男主角在向女主角表示爱情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好像一个在幼年时期就死去的人。今天我把这句话改为：我好像是7年以前的遗传学家。因为7年前我还是一个遗传学工作者。如果我知道国际水平是什么，那还是1949年以前的事。”

　　这是在1956年8月的青岛遗传学会议上，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吴仲贤的开场白。

　　吴仲贤曾在清华念西洋文学，为避免和钱钟书竞争庚子赔款的文学奖学金，在留学时转向生物。后来，却发现自己所学的摩尔根派理论毫无用武之地，只能教授家畜饲养学。于是，熟稔外国文学的他，这样说出了当时海归学者们的心声。

　　青岛会议，是在中宣部领导下，由中科院与高等教育部联合组织，召集中国遗传学的摩尔根派和米丘林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举行的一场为期15天的座谈会。

　　当年，在中宣部科学处工作的黄青禾，与科学处的同事、妻子黄舜娥一起，从会前的准备工作到会后的追踪调研、整理出书，全程参与了这次会议。他们多年来始终关注着此事。

　　“严格说来，青岛会议并不算一次成功的学术会议，而是一次贯彻领导意图的工作会议。不过，它仍然意义重大：这是建国后科学界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首次会议，不仅对遗传学、农学和生物学界，而且对整个学术界，都起了良好的示范作用。”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发展部部长的79岁老人黄青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只有毛泽东才有这种气魄和能力来做这件事”

　　如果翻看当时的会议记录，就会发现，确如黄青禾所说，这的确算不上一场严格的学术会议——1956年，国际上已经确认了DNA双螺旋分子结构，而在这个会上，人们还在争论遗传的物质基础是什么。

　　但若将其放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去考察，这次会议的召开则自有深意。

　　1956年之前，中国一直处于“全盘学苏联”的热潮中。李森科作为苏联科学家的榜样，被较早介绍到国内。他打着苏联著名园艺学家米丘林的旗号，提出环境与生物体是统一的，生物体的每一个部分都能遗传，并否认基因的存在。而经典的摩尔根学派，则师承孟德尔定律，认为基因控制生物的遗传与变异。

　　1948年，苏联农科院召开了著名的“8月会议”。李森科声称，米丘林生物学是“社会主义的、进步的、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的”，而经典遗传学——摩尔根学派则是“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资产阶级的”。此次会议确立了米丘林生物学在苏联学术界的统治地位。

　　受苏联影响，米丘林学派在中国生物学界也成为唯一正确的遗传学说，很多学校的摩尔根学派遗传学课程都被取消，李森科给“摩派”戴的几顶“帽子”也被国内所沿用。

　　直到1956年。

　　这年2月，苏共20大召开，赫鲁晓夫作了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中共高层为之震惊。

　　4月，来华访问的苏联生物学家齐津院士带来了“米丘林派”的代表人物李森科被解除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的消息。

　　此后不久，康生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民主德国执政党——统一社会党党代会之后的汇报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

　　汇报称，该党宣传部长哈格尔告诉中共代表团，他们的农科院院长汉斯·斯多倍是摩尔根派育种专家，对国家贡献很大，但一惯抵制李森科派观点。该国鼓励他学习李森派，但不强迫他改变观点，继续让他当院长。

　　4月18日，毛泽东批示：“此件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又将之批给了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黄青禾也看到了这份报告。

　　在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提出“以苏为鉴”之后，5月26日，陆定一代表中央对科学界和文艺界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宣称，自然科学是没有阶级性的：“例如说什么‘米丘林的学说是社会主义的’‘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是资本主义的’之类，就是错误的。”

　　正如于光远后来所说，遗传学问题成为了中共中央制定百家争鸣方针的一个主要依据。并且，它也成为最早受双百方针之惠的试验田。

　　陆定一作“双百报告”之后，就部署于光远，会同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准备召开遗传学座谈会。

　　对于这次会议，黄青禾认为：“从深层背景看，这次会议是毛泽东导演的、纠正斯大林所犯错误、显示中国共产党自主正确路线的一个重要部署。斯大林导演了宣判摩尔根学派政治死刑的苏联农科院1948年会议，而毛泽东导演了为摩尔根学派恢复名誉的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当时，也只有毛泽东才有这种气魄和能力来做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