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美该当何罪

　　郭 建

　　《秦香莲》，也叫《铡美案》，是“知名度”最高的传统剧目。除了京剧，汉剧、徽剧、楚剧、滇剧、豫剧、评剧、同州梆子、秦腔、晋剧、河北梆子、淮调、湘剧均有此剧目，粤剧有《琵琶词》，弋腔有《琵琶宴》，川剧有《陈世美不认前妻》。

　　所有的剧种里，故事情节大同小异，都是说陈世美为考取功名，于乡间日夜苦读，得到了爱妻秦香莲的悉心照料。两人有一子一女，一家生活和睦。后来陈世美赴京应试，考中状元后被太后招为驸马。秦香莲多年无丈夫音信，带了一对子女上京求访。陈世美无情地拒绝认妻，并为免除后患，更派家将韩琪追杀秦香莲母子。韩琪宁愿自刎，不愿滥杀无辜。秦香莲到开封府告状，包公被秦香莲感动，毅然将陈世美判刑处死。

　　这个剧目高潮不断，很能吸引观众，但是如果从法律史的角度来观察，这个剧目基本情节方面却是漏洞百出。

　　作为“原罪”的“重婚”

　　对于陈世美的罪状，秦香莲的状词是这样写的：“(状)上写着秦香莲三十二岁，状告当朝驸马郎。他欺君王瞒皇上，悔婚男儿招东床；他杀妻灭嗣良心丧，他逼死韩琪在庙堂。将状纸押至在爷的大堂上。”

　　陈世美的“原罪”是抛妻再娶，犯下重婚罪。可是这个罪名实际上在古代的法律中只是个很轻的罪名。按照故事发生的时代———宋朝的法律，“诸有妻更娶妻者，徒一年”；“若欺妄而娶者，徒一年半；女家不坐。各离之”。而在这个故事流行的明清时期，法律规定，“若有妻更娶妻者，亦杖九十，(后娶之妻)离异(归宗)”。

　　可见，像陈世美这样已经有了妻室，另外再娶妻的，法律的原则是保护前婚的合法性与稳定性，否认后婚的合法性。后婚要强制离婚。在宋代，男方应该处以徒刑一年，如果重婚是因为男方“欺妄”的，那么要加重处罚，判处徒刑一年半。在明清时期，男方只是处杖九十(打90下屁股)的刑罚，女方如果知情的，同样受罚。撤销后婚，女方回到娘家居住。

　　因此真有这样的事情，陈世美不过是个徒罪、杖罪。另外，按照古代的法律，官僚士大夫还享有种种的特权。在故事发生的宋代，陈世美可以通过“官当”———拿自己的官品去抵挡掉这个徒罪；在明清时期，士大夫官僚又具有不受体罚的特权，这叫做“例难的决”(习惯上难以按照判决执行)，只需要出钱赎罪就可以了。杖罪只要出个几两银子就行。

　　“欺君之罪”有多大

　　至于陈世美向太后、皇帝隐瞒了自己已有妻室的事实，那就同时触犯了“欺君之罪”，确实要严重一点。不过那也并非死罪。

　　在唐宋的法律里，这是向皇帝报告时“诈不以实”的罪名，要判两年徒刑；在明代法律里，对这项罪名的处罚有所加重，“凡对制及奏事上书诈不以实者，杖一百徒三年”，和皇帝对话、或者上书报告不真实的，也是判徒刑三年，附加杖一百的体罚，并不是死罪。

　　遣凶杀人人未死

　　陈世美派遣自己的家将韩琪去杀害秦香莲母子，实际上这个情节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也是不合理的。

　　按照故事发生时的宋代法律，买凶杀人的，按照谋杀罪处罚，只要起意并派遣了，就要判徒三年；因此导致受害人受伤的，主谋者要判处绞刑；受害人死亡的，要判处斩首。可是在这个故事里，预定的受害人是陈世美的原配妻子；而且韩琪接受派遣后，被秦香莲的哭诉所打动，自行了断死亡，并没有使秦香莲母子三人身体受到伤害。在唐宋法律里，丈夫谋杀殴伤妻子，“减凡人二等”；打死的，“以凡人论”(和普通人一样处理)。因此陈世美遣凶杀妻，等于是谋杀妻子未遂，可以减二等处刑，为徒二年。在明清法律里，也是如此。指使杀人和谋杀罪同样处置，没有死亡后果的没有死罪。

　　至于韩琪的自杀，在明清法律里只能套一个“威逼人致死”的罪名。按照明清条例，“凡因事威逼人致死一家二命，及非一家但至三命以上者，发近边充军，若一家三命以上，发边远充军。仍依律各追给埋葬银两”。要“威逼”导致受害人一家有两人、或者威逼致人自杀的死者达到三人以上的，威逼者也不过是一个充军的罪名，仍然没有死罪。

　　“停妻再娶”和“杀妻灭子”的原判

　　实际上秦香莲的故事来源于明代小说《百家公案》中的两个故事的汇编。这部小说的第二十四回“判停妻再娶充军”，小说的主人公崔君瑞，在金华县知县任满后回京途中，遭遇强盗抢劫，身无分文，只好把妻子郑月娘寄托于东京万花桥王婆店。后来崔君瑞不思发妻，和尚书苏舜臣的女儿苏小姐成婚。六个月后，苏家奴仆王汴在王婆店巧遇月娘，带回苏府。崔君瑞不仅不认前妻，还说前妻郑月娘是家里逃走的婢女，要解送萧山县。他还嘱托王汴，在途中暗害郑月娘。而王汴又受苏小姐嘱咐，放走了郑月娘。郑月娘到包公处告状，包公审判：“停妻再娶，罪该充军。”接下来的判决却是：“郑月娘、苏乔英仍与君瑞相配。”至于崔君瑞派遣家人谋害郑月娘的罪行，就完全不予追究了。

　　《百家公案》的第二十六回“秦氏还魂配世美”，突出的则是“杀妻灭子”。故事说的是，钧州秀才陈世美，娶妻秦氏，生子名瑛哥，生女名东妹。后来陈世美“一举登科，状元及第”，成为“翰林修撰”，“久贪爵禄，不念妻子”。秦氏携子女赴京，以弹唱身份潜入陈府，被陈世美棒打一番，赶出府门。秦氏无奈，只好回乡。陈世美又派了“骠骑将军赵伯纯”赶到白虎山下，杀死秦氏，子女走散。好在“中元三官菩萨”为秦氏的“贞烈”而感动，要白虎山土地判官看管秦氏尸首，不可损坏。又搭救了瑛哥、东妹一对兄妹，教他们武艺。后来瑛哥、东妹征服“海贼”有功，得以获得官职，于是菩萨使秦氏复活。秦氏复仇心切，母子三人，到包公衙门里告状。包公审理后向皇帝报告，陈世美“苟贪爵禄，欺君罔上。谋杀秦氏，忘夫妇之纲常；不认儿女，失父子之大伦”。于是皇帝下达圣旨：“陈世美逆天盗臣，欺罔圣君，断夫妇之情，灭父子之恩，免死发配充军。”陈世美配辽东军，赵伯纯配云南军，至于陈世美和秦氏的婚姻，正如该回目所言“还魂配世美”，这对冤家还是法定的夫妻。

　　民间的愿景

　　完全不符合传统法律原则的秦香莲故事在民间流行，是一个传播学有趣的案例。

　　在古代“天高皇帝远”的生活环境里，民间百姓熟悉的也只是集权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模式，很自然地只能把改变现状的希望寄托在高高在上的皇帝那里，这种对于持“尚方宝剑”、“龙虎狗”大铡刀前来诛杀贪官污吏的御史的渴望，是长久存在于基层的政治理想。

　　秦香莲的故事首先成文的剧本，目前认为是100多年前晚清同治光绪年间的梆子戏《明公断》。现在一般各剧种演出的剧本则是1953年由中国戏曲研究院编定的。因此在这个剧目最后文本形成时，作者已经不太了解古代法律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基本规定，大胆地将近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夫妻地位平等的观念掺杂到故事之中。因此它是“近代历史剧”，讲的故事和古代法律及古代社会没有什么关系，不能当作了解历史的线索。

　　来源：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