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64年大学毕业时22岁，被分配到中国戏剧家协会《戏剧报》编辑部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大家选我当了《尽朝晖》这个组织的头儿。1967年中直机关成立革筹小组，李英儒同志是戏剧口的负责人，他物色了十余位年轻人，成立了戏剧口革筹小组。我是其中的一个。

　　我到戏剧口革筹一年多的时间里，主要是按照李英儒同志的指示，到机关团体去听取运动发展情况。李英儒要求我们听后回来汇报，不准乱指示乱发言。

　　1969年我和剧协群众一起下了五七干校，当时带我们下干校的是军宣队，我所在的剧协是五连，连里的军宣队一个是老王，原是部队的一名司务长，性情温厚，三十出头的年纪；另一个姓陈，二十七、八岁，很开朗，我们叫他老陈。那时我们常常端着饭碗在一起吃饭，谈天说地，干活时也在一起，大家都很愉快。大概是1969年底，干校里开始抓“五一六”分子。当时单位里各派头头都是被怀疑对象，我和剧协曾被抽调到戏剧口革筹的另两个人，更是首当其冲。但因是运动刚开始，主要是让大家写揭发材料，还没把我们这些人当审查对象看待，军宣队对我也还比较好，所以我感觉当时人际关系并没显得过分紧张。过了不久，剧协那两个被抽调到戏剧口的人，突然不见了，继而军宣队老王也不见了，紧接着又走了数名“革命群众”。他们到哪里去了？干什么去了？谁也不知道。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其实自己也早已危机四伏，因此总是打听：老王他们到哪里去了？有一天，《戏剧报》的老编辑刘乃崇告诉我，他们在“中戏”（中央戏剧学院）。我十分奇怪，去“中戏”干什么？我又去问军宣队老陈，老陈也告诉我，他们是在“中戏”。

　　大约是1970年初，我轮休时回到北京。有一天我在大雪中骑着车到了“中戏”。站在大门口碰到了一个我们连队的“革命群众”。我问她老王在不在，能不能见？她很怪异地看了看我，说让我等一等。过了一会儿，老王出来了，变得不像过去热情，问我有什么事。我突然感觉自己恐怕不该来，就说没事，问他们什么时候回干校。老王是怎样回答的，我已不记得，但在回去的路上，我心里总有一种怅怅的不安。

　　第二天大雪还在继续下着，我和剧协的几个同事一同回干校。一进干校的大院，我立即感到有些异样，大家见了我，都是一脸唯恐避之不及的脸色，没一人上来说话。不一会儿，就见大家都进了我们连队女同志的大宿舍，有人让我站在院子里等着，不许离开。过了大约十分钟让我进去了，只见上下铺坐满了人，个个脸色严肃，剑拔弩张，问我在北京干了什么。我模糊地意识到可能是去“中戏”出了事，但也没意识到有多严重，就把前后事情如实说了。有人立刻站起来斥责我说：“老实交待吧！不要再表演了！”我觉得我说的都是实话，并没有表演，就笑着说：“我觉得文化大革命里，人人都在表演。”没想到我这句话触动了许多人的心。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当时大家心里想的是，我怎么这么大胆子，敢说这种话！会场里一下子静默下来，几乎能听见人的心跳。突然有人大喊：“打倒五一六！”接着有人把我押到干校的最高领导王副团长处。王副团长过去一直待我很好，他很朴实厚道，不善言辞。这晚是他单独和我谈话，他开始很和气地跟我说：“是‘五一六’没有关系，你还年轻，只要承认了，就是站到革命群众这边来了，就马上解放你。”还说：“你也知道，我一直对你比较信任，这次我很希望能拿你做个榜样，首先解放你，给其他‘五一六’分子看看，让他们知道，只要老实承认，就有出路。”他说得十分诚恳。但我真的不是，怎么能说是呢？所以又笑着说：“王副团长，我真的不是‘五一六’。”他听了一下子怒从心起，拍着桌子大骂说：“你个王八蛋！非要挨斗才肯承认是不是？”这时军宣队老陈被叫了进来，王副团长叫他带我回连队，立即组织群众对我再次进行“帮助”。那时已夜里十点多，夜很黑，老陈带着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往我住的老乡家里走。到了院子里，他站住，乘没人，十分同情地对我说：“承认了就没事了，王副团长是真心想保护你。”可我还是那句话：“老陈，我真的不是‘五一六’分子。”他叹了口气，把我带进屋里。屋里已是严阵以待，坐着四五个人，都是我连队的“革命群众”。他们先是苦口婆心地劝导，继而是义正辞严地训斥，最后是劳而无功的疲累。时间已过半夜，只好作罢。这就是我当“五一六”审查对象的第一天。

　　在此后的几天里，批斗我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是谁告诉我“五一六”审查对象集中在“中戏”的？我说告诉我的人绝对没有问题，他们自然不信。后来我想，刘乃崇这位老编辑决不能说，说是他，他必会立即被隔离审查；说了是老陈，自然很对不起他，但他是军宣队，是他们的自己人，可能问题不大。所以在第四天的批斗会上，我说是我问老陈，老陈才告诉我的。当时会场就哑了，马上宣布散会。此后批斗我时，再不提这个问题，我估计是老陈承担了，所以心里始终对他怀着一份感激。

　　当时正是隆冬天气，不宜“促生产”，只宜“抓革命”。“革命群众”白天可以轮流睡觉，但我要一天三个单元（上午、下午、晚上）连续接受批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