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8月，邓小平三天之内两次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采访。访谈过程中法拉奇尖锐辛辣，锋芒毕露;邓小平坦诚应对，睿智隽永。双方的“过招”充满思想观点交锋的率直和畅快。而通过这次采访，世界也第一次对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有了全面的认识。

　　佩尔蒂尼促成的访谈

　　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作为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已经确立。当国内外舆论对中国政治路线的调整有诸多猜测之时，以写著名政治人物的访问记蜚声国际的意大利作家、记者奥莉娅娜·法拉奇也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中国，投向了邓小平。她两次申请来中国采访邓小平，但遗憾的是两次都遭到了拒绝。直到1980年，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准备访华，法拉奇采访邓小平一事才出现了转机。

　　法拉奇的父亲与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是朋友，法拉奇本人跟佩尔蒂尼也很熟，她随时都可以打电话找总统。听说佩尔蒂尼准备访问中国，法拉奇想到这是一次绝好的机会。她便利用父亲与佩尔蒂尼的关系，请佩尔蒂尼为自己“走后门”，她要求佩尔蒂尼向中方推荐她，而且只推荐她一个人，不让其他意大利记者知道，她要对邓小平进行“独家采访”。佩尔蒂尼一方面顾及到与法拉奇的交情，另一方面法拉奇本人又是意大利乃至世界赫赫有名的记者，于是，总统亲自出马给中国大使打电话，说明法拉奇是一名严肃的记者，对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观点很赞赏，对中国很友好等等，要求中方同意法拉奇采访邓小平。

　　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立即打报告请示邓小平。当时的中国经过十一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地位逐步确立，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即将拿出来交给省军级以上高级干部进行讨论之际，国内外对中国共产党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需要客观地了解，尤其是在拆除毛泽东像和语录牌时，中国共产党也需要对国内外阐述立场，让公众对此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很快就批复同意接受法拉奇的采访。于是新闻司向法拉奇发出了邀请函。法拉奇很快就办好了签证，于8月18日飞抵北京。

　　第一次访谈

　　1980年8月21日，法拉奇准时来到采访地点人民大会堂118厅。法拉奇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记者，她一坐下来就把录音机放在茶几上，然后向邓小平打招呼：“明天是您的生日，祝您生日快乐！”

　　邓小平幽默地回答：“我的生日？明天是我的生日吗？”

　　“是的，邓先生。我是从您的传记里得知的。”

　　“好吧，如果您这样说，那就算是吧。我从来不知道我的生日是哪一天。而且，如果明天是我的生日，您也不应该祝贺我：这就意味着我已经76岁了。76岁的人已是江河日下了。”

　　“邓先生，我父亲也76岁了。但是，如果我对他说76岁的人已是江河日下，他会扇我耳光的。”

　　“他干得好！您不会这样对您父亲说的，对吗？”

　　……

　　正式的采访就在这样轻松的氛围中开始了。不过，正式的采访中，话题都没有这么轻松。法拉奇的提问是围绕对毛主席的评价展开的。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关毛主席像的问题，而且直截了当：“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邓小平回答说：“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接着，法拉奇便把话题有意无意地指向毛泽东个人，而且问题长满刺儿：“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邓小平对这个问题做了合情合理的辩证的分析：“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应该说，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或50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

　　接下来法拉奇的问题还是围绕着毛主席个人评价和“文化大革命”的主题展开。对于法拉奇的“你们对‘四人帮’审判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这个问题，邓小平说：“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与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所以，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上，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这个时候，邓小平指着法拉奇的笔提醒她：“请你把这句话记下来！”

　　对于拆除毛主席像以及毛主席纪念堂是否会拆掉的问题，邓小平还告诉法拉奇，尽管说修建毛主席纪念堂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愿的，但当时做这件事，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20世纪50年代，毛主席提议所有的人身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中央的高级干部、全国的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因此，他明确表示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听完邓小平对毛主席的看法之后，法拉奇便把话题转移到对邓小平本身的评价、四个现代化与私人投资问题上。对于法拉奇所谓的“小资本主义”问题，邓小平的回答是：“我们的建设方针还是毛主席过去制定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不管怎样开放，不管外资进来多少，它占的份额还是很小的，影响不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吸收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甚至包括外国在中国建厂，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补充。”

　　这次谈话从8月21日上午10时开始，直到12时10分结束。法拉奇的问题都是一针见血，尖锐犀利，邓小平的回答也是直截了当，坦诚睿智。双方的交流十分畅快。通常，邓小平会见外宾对时间掌握得很准，到了吃饭前就结束。但是这次却超过了10分钟，他似乎还意犹未尽，便主动提出：“怎么样，到吃饭时间了，肚子要闹革命了。看来你的问题还没问完，我们找时间再谈一次吧！”

　　这正是法拉奇求之不得的，一听这话，她激动不已，几乎从沙发上跳起来，连声说：“好啊，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