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改革事业发轫于“文革”之后，耀邦同志作为党中央领导成员之一，他对这一伟业的认识程度和实施方法到底有无一种简明扼要的概括？我认为有，这可以从他在1983年对深圳特区的题词上得到集中反映，那就是：“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这四句话就含有对改革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若干思考成份。

　　我家老三对父亲的旧影集做过一番整理，延安时期父亲的照片最多。我在翻阅父亲旧照时，一次突然注意到他有8张延安时的照片，都别有一枚金属五星胸章，他戴着这枚胸章，或在演讲，或和战友留影，总之都是军风军容严整、精神面貌昂扬的形象，周围也多有佩戴这枚胸章的前辈。

　　他为何这么喜欢这枚胸章？我开始以为这是他因获奖而特别自豪使然。去年11月，余建亭同志告诉我：这是“红军建军十周年纪念章”，经过长征的红军将士都发有这样的一枚纪念章。余建亭是1937年8月1日从北平来到延安的大学生，他就亲眼见过父亲佩带的这枚胸章。虽然父亲戴的是红军的胸章，但穿的衣服却仍是国民政府发的国民革命军军装，帽徽也是“青天白日”的徽标。

　　写到这里，不由让我想起一段感人心灵的战争史诗。1937年7月7日北京卢沟桥的炮声，使中华民族立即投入到一场捍卫民族独立的神圣战争中去。3万多名红军战士誓师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军将士要脱下红军军装，摘下八角军帽上的红星和领章，改穿国民革命军军服。这对绝大多数红军将士来说，在感情上极难接受。

　　1937年8月 28日，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一场夏雨如泣如诉，几千红军将士全身湿透，经过3个小时的动员，大家才摘下红军的八角帽，戴上“青天白日”帽徽的八路军军帽。9月6日，在三原县石桥镇，刘伯承师长率领换装整编的一二九师全体官兵庄严宣誓：“为了抗日救国，我们已经奋斗了六年。现在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功。我们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上前线去杀敌。我们拥护国民政府及蒋委员长领导全国抗日，服从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不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不把汉奸完全肃清，誓不回家！”（引自《刘华清回忆录》第86页）最后他指着自己帽子的“青天白日”帽徽大声说：“同志们，为了抗击日寇，拯救中国，让我们告别红军帽吧！”在这之前的 7月22日，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高级军事会议上，刘伯承说到世界大局的变化，我党的立场问题：“卢沟桥事件具有世界大战的性质，……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刘伯承大事年表》)

　　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看来，日寇当前，必须共赴国难，只要我们为工农、为民族利益的立场不变，其方式方法、形式行为都可以随国内外总趋势的变化而变化。在此前提下，我军不但可以换装，高呼“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甚至在一定场合下呼喊“蒋委员长万岁！”的口号，都并不为过。忠诚于人民事业的红军指战员、共产党员干部，在八路军整编过程中受到了一次阶级、民族关系大调整的深刻教育。谁因此而立场变了，就可能成为张国焘，谁不改变方法，谁就可能还在深山密林中做山大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