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袁枚“性灵说”的评价遭遇了奇特的现象，那就是以他的去世为分水岭，褒贬分明。生前，他广受赞誉，被推为诗坛盟主，时人都趋之若鹜；他去世后，非议和斥责之声迭起，大有全盘否定之势。何以会有如此泾渭分明的正负两极评价呢？

袁枚能在同时代众多文人中脱颖而出，一方面是他具有绝世的天才且善加利用发挥，另一方面则是和他广泛的社会活动有关。恽敬在《孙九成墓志铭》中提及:“子才以巧丽宏诞之词动天下，贵游及豪富少年，乐其无检，靡然从之。其时老师宿儒与为往复，而才辨悬绝，皆为所摧败，不能出气且数十年。”此外，因他放诞不羁的个性和善于与各种人交际，对普通人才情的大加称赞和为之宣扬之功，也促使其诗能在市民社会中广为传播。但袁枚言行举止常与传统礼教不符，特别是他广揽女子为徒，再加上写了大量艳情诗，早已为当时文人訾议，遭到嫉恨，却也只能服膺从之。学界大都认为袁枚是在死后才开始遭到如此对待。其实，在他晚年两次被赶出随园时已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章学诚和袁枚是同时代在学术上可称得是通才的并肩者，却是最先给予袁枚最猛烈抨击的。他的《诗话》、《书坊刻诗话后》、《题随园诗话》、《妇学》、《妇学篇书后》都为攻击袁枚之作。谭献《复堂日记》的抨击激烈程度稍逊于章学诚，成为批袁枚的第二号人物。批袁枚的主要有洪亮吉《北江诗话》、钱默存《谈艺录》、钱泳《履园谭诗》、凌廷堪《校礼堂诗集》、王昶《湖海诗话》、江藩《汉学师承记》、周锡溥与秦小岘《安愚斋诗文集》。这些文人的攻击策略大致相同，即“因人论诗”:他们以传统士大夫的道德评价和旧礼教诋毁袁枚的人品、到诗作再到诗论，遂有全盘否定的意图。对此，郭绍虞先生大致归纳为四种原因，很是全面:一、是袁枚放诞风流的举止，于旧礼教不容，从而轻视他的诗和诗论；二、王昶、沈德潜等人认为袁枚的诗“淫哇纤佻”，也就是多艳体诗，被正统派不相容，使得诗论也受牵连。三、抨击袁枚的诗话没有严格选择标准和原则，收录诗歌太滥。四、当时考据学风正盛之时，袁枚的治学多有谬误和浅薄之处，不易为人推重。

当然，给予袁枚正面评价的也大有人在。这批文人大都与袁枚有往来，或是同时代的文学大家，或为其随园弟子，如杭士骏、姚鼐、孙星衍、袁谷芳、钱大昕等。从地域上来看，尤以袁枚的生活范围江浙一带为重。蒋湘南《游艺录》:“袁简斋独倡性灵之说，江南江北靡然从之。”于袁枚的不论是敌或友，他们因围绕袁枚论战都或多或少受其诗论影响。这在洪亮吉《北江诗话》、赵翼《瓯北诗话》、蒋士铨《忠雅堂诗集》、张问陶《船山诗草》等都可有所发现。

针对袁枚“性灵说”在域外的影响，王英志曾有相关论文研究清乾嘉时期其在日本和朝鲜的纵向影响。就袁枚诗论在日本和朝鲜汉学圈的影响而言，主要是随当时这两国文学思潮的变化使其接受有变，可谓“因势论诗”，暂不知在其他地域或国家的传播与接受情况是否也是如此，有待进一步研究。

清代中日文化交流频繁，特别是江户时代(1603－1849)后期，清人诗集传入日本有数百本，汉学成为日本显学。18世纪的日本汉学界也先后经历了尊唐诗和重宋诗的极端，随后有人既反对尊唐、也反对崇宋的门户之见，出现了所谓的“折中派”。袁枚诗学正适合他们批评日本复古派的需要，故日本汉学界主流对袁枚以褒扬为主。日本学者松村昂曾统计，从1791－1859年，袁枚的《随园诗话》、《小仓山房集》、《小仓山房尺牍》等都陆续传入日本。日本学者的诗论受袁枚性灵说的影响，程度不一。大洼天民著有《诗圣堂集》，他的“吐自己之胸怀”、“真诗”、“活”等都与袁枚性灵说相合。日本江户后期著名的历史学家与世人赖山阳1828年所作《论诗绝句二十七首》，经考证后被认为与袁枚的《仿元遗山论诗三十八首》关系密切。此外，还有广濑旭、加藤弘庵、菊池五山、梁川星严、中岛松隐、何野铁兜等接受袁枚影响。

袁枚诗歌和性灵说在日本盛行的同时，也有负面评价:(一)针对当时日本诗坛一味推崇袁枚的批评，赖山阳对清代其他大家，如朱彝尊、王士慎等人视而不见大为不满。此类批评与袁枚无直接关系。(二)贬低和否定袁枚的诗和诗话，认为无价值，如菊池海庄《论诗绝句二十首》。(三)长野确的《松阴快谈》与国内洪亮吉、章学诚批袁枚持同论调。

袁枚诗学在朝鲜王朝后期的影响不及日本深广，受欢迎程度也不及日本，但仍是有一定的反应。朝鲜大约在18世纪的乾隆后期对袁枚著作发生兴趣。方濬师《随园先生年谱》、蒋敦复《随园轶事·高丽使臣购〈随园集〉》等记载中都有提到朝鲜人对袁枚著作引进的热情。17世纪到19世纪中叶朝鲜出现了进步文学流派，称为“北学派”。其代表者朴趾源及他的学生和袁枚诗论颇有相通之处。对袁枚大加非议的代表金正喜，因是翁方纲的弟子，其诗学观深受老师影响。韩国学者崔日义认为:一是袁枚不像王士慎、沈德潜有诗歌选集。当时印刷术不发达，汉文典籍不能普遍流通。二是袁枚不在燕京活动，使得来中国的朝鲜学者没有办法与他结交，只能间接了解。

(罗 姗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