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国共两党曾有过三次高规格的秘密和谈。其间1965年，蒋介石曾同意携旧部回大陆，定居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地；蒋经国任台湾省长。

　　第一次秘密和谈 毛泽东提出“和为贵”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的台湾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过去的单纯靠武力解决的方针改变为立足武力伺机彻底解决和力争和平解放相结合的政策。

　　1955年5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明确提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毛泽东主席也表示，我们跟台湾要“和为贵”，爱国一家。

　　这些变化对国共对峙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49年参加过北平和谈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代表章士钊向周恩来主动请缨去香港，找他滞留在香港的国民党旧故，去向蒋介石做工作，争取实现国共谈判。

　　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意了章士钊的请求。为此，中共中央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交章士钊带到香港，通过关系转交给蒋介石。在信中，中共中央主张国共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并提出了两岸统一的四条具体办法：第一，除外交由中央统管外，台湾的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第二，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补助；第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有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第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信中结尾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希望蒋介石能回故乡看看。

　　1956年春，章士钊带着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来到香港会见了国民党驻香港负责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先生。许孝炎随即从香港飞往台北，亲手将中共中央的信交给蒋介石，并将他与章士钊的会谈情况向蒋作了报告。

　　经过一年的认真考虑之后，1957年初蒋介石决定派宋宜山到北京一行，了解中共的真实意图。宋是蒋的学生，曾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对蒋介石来说比较可靠。

　　1957年4月，宋宜山经香港、广州，乘火车抵北京。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出面与宋宜山商谈，李维汉提出了中共关于合作的四项具体条件：（1）两党可以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2）台湾可以作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享有高度自治；（3）台湾地区的政权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士参与，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中央政权的领导；（4）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

　　宋宜山回到香港后，写了一篇1万多字的报告交给蒋介石。由于报告对大陆的成就颇多赞扬之词，蒋介石大为不悦。再加上大陆此时已开始了反右斗争，蒋介石认为国共谈判的时机并不成熟，从而中止了进一步接触。

　　第二次秘密和谈 曹聚仁代蒋为母扫墓

　　1956年7月，当章士钊为国共和谈穿针引线的时候，另一个神秘人物也担负着同样使命从香港来到北京，这个神秘人物就是曹聚仁。

　　曹聚仁是旧中国颇负盛名的文人，与国共两党的高层人物有很深的交情。曹聚仁回到大陆，周恩来在颐和园宴请了他。10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曹聚仁。在谈到蒋介石的时候，毛泽东肯定了蒋介石在某些历史时期的作用，并表示了他准备再次与蒋介石握手的想法。回港后，曹聚仁立即将详细情况转告国民党方面。

　　1957年5月，根据台湾方面的指令，曹聚仁第二次返回大陆，并代表蒋氏父子到蒋母的墓园扫墓。回港后，曹聚仁立即向蒋经国通报了大陆之行的情况，并寄去了他在溪口拍摄的照片。在另一封信中，他还谈了自己对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的看法。不过，国民党方面对再次谈判采取了一种既不让曹聚仁放弃，又不具体表态的态度，一拖就是几年。

　　1965年，当国民党二号人物李宗仁回到大陆并受到热烈欢迎的时候，蒋介石父子也展开了行动。经常来往于香港和台北负责联络工作的王君通知曹聚仁，蒋经国在近期将亲临香港，接他到台湾商量要事。曹聚仁急忙飞往北京，与中共领导人商讨了谈判的大纲要目，然后返回香港，等候蒋经国。

　　一天，王君来到曹聚仁住处让他上船与蒋经国先生密谈。蒋经国让曹聚仁更多地介绍了北京的情况，希望曹聚仁将双方情况吃透，以便曹与蒋介石见面谈话时做到时间短，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