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今天的标准看，首次进京的毛泽东过着一种类似“北漂”的生活——职位低微，收入微薄，与七个年轻人群租在吉安所左巷8号的一间小屋子里。在这里，毛泽东读到许多从未读到过的书刊，接触到许多从未接触过的人物，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

　　1918年秋至1919年春，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陈绍休、陈焜甫、罗章龙、罗学瓒、欧阳玉山等八人在这个小院的3间北房中住了六七个月。在这里，毛泽东读到许多过去从未读到过的书刊，接触到许多过去从未接触过的人物，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

　　一件长大衣 大家轮换穿

　　191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待业期间面临着如何选择未来道路的问题。恰好法国到中国招募华工，毛泽东曾经的老师、此时在北大任教的杨昌济把这个消息传回家乡。这时湖南的政局十分混乱，政权不断更迭，“教育摧残殆尽，几至无学可求”。毛泽东、蔡和森等人都觉得这是一条出路，便发动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出国前先去北京学法文。

　　“北京对我来说开销太大。我是向朋友们借了钱来首都的，来了以后，非马上就找工作不可。”追忆起1918年第一次来到北京的经历，毛泽东曾这样对美国记者斯诺描述。

　　8月19日，毛泽东和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24名青年，坐火车抵达向往已久的首都北京。这是他们第一次走出湖南。

　　来到北京的最初十几天，毛泽东和蔡和森二人暂住在旧鼓楼大街豆腐池胡同的杨昌济家中，其他青年分住湖南在京设立的会馆。不久，他和蔡和森、萧子升、罗章龙等七个人搬进景山东街三眼井胡同吉安所左巷8号。

　　毛泽东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住在一间小屋子里。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房间里的设备极陈旧简陋：一个土炕紧贴南墙，炕上铺一条破旧炕席，存放书和衣物的网篮，只能叠放在墙旮旯里。一盏昏暗的小油灯，只有挂在墙上，它的弱光才能充满房间。他们到的时候是冬天，因为只有一件长大衣，外出时大家只好轮换着穿。

　　来到北京吃苦的毛泽东却不想出国。他对斯诺说：“我陪同一些湖南学生去北京。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也支持这个运动，但是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我另有打算。”

　　整个学校级别倒数第二低的职位

　　杨昌济原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伦理教师，1918年被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他是一名进步学者，也是毛泽东青年时期敬佩的老师。

　　毛泽东是向朋友借钱来北京的，他不得不马上找工作，于是向杨昌济求助。杨昌济把毛泽东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毛泽东得到一份“新闻纸阅览室书记”的工作——这是整个学校级别倒数第二低的职位。

　　毛泽东每天的工作除打扫外，便是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和前来阅览者的姓名，管理15种中外报纸，帮李大钊收发信件。尽管薪水少，他却很满足，因为在这里可以免费看报纸。

　　地位的卑微没有让毛泽东灰心。租住的吉安所左巷8号距离北大很近，他经常步行到北大听讲座，还参加了两个学生社团。一个是1918年10月14日成立的新闻学研究会，由《京报》社长邵飘萍发起组织并主讲有关办报的业务知识。这对他以后创办《湘江评论》帮助很大。另一个是1919年1月成立的哲学研究会，由杨昌济、梁漱溟以及胡适、陈公博等人发起组织，它的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渝启新知”。

　　新文化运动先锋影响了“小人物”

　　北京的文化氛围，是毛泽东在湖南根本无法接触到的。新闻纸阅览室往左是陈独秀的办公室，往右就是李大钊的办公室，楼上是校长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在这里来来往往借阅书籍和报纸。

　　五四运动中，李大钊与陈独秀同是领军和核心人物，当时流传一首嵌名诗盛赞两人曰：“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星照古今。”（李大钊曾用笔名“孤松”。）

　　在北大，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陈独秀。当时，猛烈批判封建意识形态的《新青年》杂志拥有大批青年读者，毛泽东就是其中一员。1917年3月，正就读于湖南一师的毛泽东将自己撰写的《体育之研究》投向《新青年》。这篇署名为“二十八画生”的文章以其畅快淋漓的文风、逻辑严密的章法博得了陈独秀的赞赏，陈独秀甚至将这篇文章全文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

　　毛泽东在李大钊手下工作，李大钊的言论给他以最直接的影响。1918年11月，他到天安门广场亲耳听了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演说。这些经历使他开始具体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这段时间，他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大，思想越来越激进。在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以后，也很受影响。当时无政府个人主义派的一个代表人物是北大学生朱谦之，他比毛泽东还小六岁。两人却颇为投机，朱谦之常常来看望毛泽东，相互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