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民工住简陋旅社，心有不平，他们要是见到民国时天津民工每夜都被活埋的惨状，估计心也会平的。当年上海小白领跟人拼租一套房，心有不平，想到那么多穷苦农民只能挤在窝棚里泡臭水，应该也会好受一些。

1947年12月在上海苏州河旁贫民窟晾晒衣服的女人。图片来源：《上海1949 一个时代的结束》

　　刚刚看到1948年4月18日的《申报》，说天津城里有一家廉价旅社，客房中间打通，没床，没电视，没沙发，只有沿四面墙根儿挖空的几十个窟窿，晚上民工来住，把身子放进窟窿里，头留在外面，小伙计拿着大铲往窟窿里填沙子，填实之后，再把留在外面的脑袋埋上，只留口鼻在外。这样住宿相当危险——有那睡觉不老实的哥们儿，梦里一个大翻身，沙子塞了口鼻，顿时呼吸困难，窒息而死，天明时，小伙计得往外抬尸体，这才叫竖着进来横着出去，一个大活人就这么“睡”死了。

　　民工之所以住这种廉价旅社，不是因为他们不怕死，当然更不是因为他们发神经想体验生活，而是因为没钱，租不起房子，也住不起像样的旅社。当时天津是大城市，又有租界，前清遗老和下野军阀都拿这座城市当世外桃源，许多有钱人纷纷来定居，搞得天津人口骤增、房价陡涨。《丙寅天津竹枝词》里唱道：“租界街基价倍腾，房金移转即加增。更多阔佬营三窟，土木工程日日兴。”房价越来越高，房租越来越贵，房地产市场越来越火爆，而广大农民工和市井贫民只能望房兴叹，白天卖命换饭吃，晚上掏两个大子儿，让旅社的伙计把自己埋进沙子里防寒保暖。

　　居住成本高的城市不止天津，上海更是典型。跟天津比，上海租界更多，更安全;而且商业更火，更发达。所以鲁迅、茅盾等文豪涌向上海，丁玲、柔石等文青也涌向上海，有钱的宁波富商和有枪的北京军阀就更不用说，他们狡兔三窟，几乎都在上海公共租界或者上海法租界或者临近租界的北四川路附近置有产业。大批富人聚集在上海，大批穷人也到上海淘金，拾荒者、包身工、苏南妓女和东北流氓蜂拥而至，在民国前期的十几年间让上海的人口密度翻了几十倍。以公共租界为例，不到6000英亩的土地，竟然住了100多万人口，每平方公里近5万人，是今天上海中心城区人口密度的5倍!人口多，房子少，房价房租肯定飞涨，“有钱人”如鲁迅，还能租一所独门独户的公寓，广大白领只能跟人拼租。于是普普通通一所石库门宅子，客厅住一家，厨房住一家，楼梯口住一家，阳台(当时称之为亭子间)住一家，大一些的卧室，中间隔几块木板，可以住四五家，楼房左右厢接出几块坡屋顶，用硬纸板一围(当时称之为灶板间)，又可以住几家。热播电视剧《蜗居》中出现的多家拼租一套房的镜头，其实早在民国时就已经实实在在地演过一回了。

　　当时上海外来民工的居住条件更惨，他们连跟人拼租的钱都拿不出，自己找空地搭建简易房。今天上海天目中路以北、大统路以西，原有一块占地90亩的垃圾场，民工们从家乡运来毛竹、芦席和篾片，把毛竹烤弯，插在地上，搭出一个半拱形的架子，上面盖上芦席，用篾片一拴，向阳的一面割出门来，地上铺块烂棉絮，就是一家人的住所。这种简易窝棚俗称“滚地龙”，高度仅到成年男子的腰部，进进出出必须深弯腰。上海多雨，夏天河水上岸，家家户户泡在臭水之中，一时屎尿遍地，瘟疫四起。

　　我大学时住简陋宿舍，心有不平，后来见到更简陋的旅社，心就平了。现代民工住简陋旅社，心有不平，他们要是见到民国时天津民工每夜都被活埋的惨状，估计心也会平的。当年上海小白领跟人拼租一套房，心有不平，想到那么多穷苦农民只能挤在窝棚里泡臭水，应该也会好受一些。当我们对现状有所不满时，不妨想想比我们更差的那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痛苦立马减少，这就叫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

　但是我们必须警惕这种精神胜利法，因为它只能麻痹精神，不能改进现状。同时我们还必须要警惕那些劝告我们“乐天知命”、“安贫乐道”、“知足不辱”、“学会感恩”的所谓精英，因为这些劝导别人安住蜗居的人本身都不住蜗居，正如整天歌颂劳动之美的人自己都不劳动。(李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