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2月，原国民党军华中部队第一兵团将领史铭将一张珍贵的私人照片送给跟他共经患难的长官黄杰（字达云），照片旁边有史铭的题识：

　　民国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上午，达公司令官率领部队义民学生等数万人由中越交界之爱店进入越南。入境时，所有武器收发报机照相机以及菜刀铁器等均被法军没收，余之照相机幸免搜去。此照片系达公步抵越境之禄平街口指挥部队集中时，避开法军之监视所摄取者，余日前翻阅由越带回书刊忽然发现此底片虽潮湿受损，但距今已十六年之久，回忆当时情景弥感珍贵。

　　对史铭而言，这是一张经过时间沉淀的照片。1964年的黄杰正担任“台湾省主席”，已脱下军装的他，整日忙的是台湾省民衣食住行之大计；尽管如此，这张照片多少勾起了大时代转折中的丁点沧桑。抗战期间，这支国民党部队表现并不差，但在国共内战的尾声中，却只能仓皇逃亡，一路披星戴月，由湖南逃至广西，再解除武装进入法国所控制的越南。聊以自慰的是，在树倒猢狲散的窘状中，这支部队保持了基本的建制与尊严。从照片上看来，左边的黄杰将军虽是败军之将，但仍有几分从容，戎装笔直，面带笑容，不失总指挥官的风度。在世事浮沉中，这一刹那的镜头勾人心思，引人冥想。

　　1949年渡江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队虽然号称还有两百万，但军心涣散，蒋介石与李宗仁仍处于明争暗斗中，众将领各怀鬼胎，心存观望，无法建立起有效的指挥体系，以至一击即溃。尽管兵败如山倒，国民党内仍有一些孤臣孽子，怀抱少时读诸葛武侯《出师表》的愁绪，“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诚惶诚恐，忠实地执行上级的命令，其中一位就是本文的主角黄杰。

　　黄杰，湖南长沙人，1924年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担任教导第一团侦探队第一排中尉排长。1926年，黄杰任教导第一团第三营营长，随东路军北伐，“济南事变”中，日军强攻济南城，守备济南的第一师第五团团长李延年电告黄杰立刻率部护送蒋介石离城，以避开日军炮火。这是黄杰第一次近身护卫蒋介石。他们簇拥着蒋介石徒步离开济南，再搭火车经泰安到徐州，又改平汉线北上。中原大战时期，黄杰任第一师第二旅少将旅长。蒋介石五次对苏区“围剿”时，黄杰升任第二师中将师长。1933年1月，日军由东三省侵犯山海关和热河时，黄杰奉命接替南天门防务，守备黄土梁、南天门、八道楼子一带阵地，参加了著名的长城抗战。七七事变发生时，黄杰正在庐山军官训练团任队长，带职受训，随即投入了激烈的淞沪抗战，接着又调任成都中央军校教育处长。直到1944年5月，黄杰才重新带兵，担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并在该年年底攻击龙陵，经三个月的激战连克龙陵、芒市、遮放、畹町等四大据点，与新一军及美英盟军在缅北姆色举行会师典礼，这是抗战末期盟军著名的一战。

　　尽管如此，在国民党阵营中，黄杰并非真正具备分量的人物，他没有高明的政治手腕，也没有出众的才华，在国民党党政军高官的合影中，他总是被安排站在后排较不显眼的位置。从后来的材料看来，他是一位勤于做笔记写公文、忠心耿耿的军人，这种人格特质，注定了他在国民党存亡之秋的表现。在大批精锐部队被歼，蒋介石最重要的亲信将领被俘或主动献城投降之际，黄杰这样的人成了蒋介石没有选择中的惟一选择。抗战胜利后，黄杰被派任中央训练团教育长，负责军队复员转业的训练，1948年内战趋紧之后，黄杰又回去带兵。1949年7月，程潜和陈明仁在湖南倒戈，国民党中央决定派黄杰为湖南省主席与湖南绥靖总司令和第一兵团司令官两项军职。多年后，黄杰自承：“我的感觉，万分惶恐。就目前军事政治各方面的态势来说，可以形容为‘百孔齐穿，千疮百孔’。在这样危疑震撼的状况下，去接受如此艰巨的任务，内心感到万分惶恐。”

　　事实上，任何人面对这样的局面很难不感到惶恐，国民党自知败局已定，战略重心已转至台湾，留在大陆各部已无太大作用，只期待能尽量撤出兵员和武器，将力量集中在台湾一地。因此，黄杰真正能做的与其说是与解放军作战，不如说是把仍然忠于国民党的军队带出大陆。这项工作并不容易，因为真正的国民党大官早就带着家眷搭乘飞机，一批批地飞往台湾安置，像黄杰这种直接带兵的将领只能坐吉普车，甚至徒步带着大堆人马东逃西窜，稍一不慎就会沦为战俘。自1949年8月起，白崇禧辖下华中战区部队第一、第三、第十、第十一、第十七五个兵团总计30万人开始南窜，高级将领中分为两派意见，黄杰和李品仙主张进入云南、广西，凭借西南天然地形继续作战，夏威、张淦、徐启明等人则主张直接进入海南岛。最终，后者的意见占了上风，这多少反映了主流意见仍是避战，尽量保有转往台湾的便捷之路。尽管如此，逃往海南岛的计划最终还是落空，因为此刻的解放军主力四野与二野士气如虹，行军迅速，无坚不摧，先头部队早已赶到国民党军前方，第三、第十、第十一兵团不但转往海南岛未果，绝大部分尚未达到钦州之前即遭解放军合击包围，全军覆没。最后剩下黄杰统帅的第一兵团在东、北、南三个方向的包围下，孤军西进。这时已是1949年12月了——换句话说，国民党军南窜途中，新中国已经成立了，这一消息，对于这批前朝败军来说，无疑是一记沉重的打击。新的强大的统治力量已经产生，国民党人曾有的辉煌现已消失殆尽，或许未来的史家对待他们会比当代人更宽容，但在今后相当长的岁月里，他们将在懊恼与悔恨中度过余生。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流窜于西南山林之间的黄杰想必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想依照原定计划进入云南，但驻守云南的卢汉倒戈，入滇之路又告中断。此时，他连续接到白崇禧与陈诚的两封电报。白指示：“为适应当前情况，各部队应力求避战，保存实力，轻装分散，机动出击，化整为零，各自选择适当地区，以安全为第一。”陈则指示：“贵部行动目标，未知白长官有无计划与指示，弟以贵部如出北海防城，照目前敌情，恐于事实上难以达到，不如并力西进，重行入安南，保有根据地，然后相机行事，留越转台，皆可自卫，未知兄意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