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的年代是出数字的年代。钢多少，粮多少，时时都有新的记录出现。亩产几千斤、一万斤刚让人惊喜，亩产10万斤的记录又已创下。

　　革命的时代“一天等于二十年”，“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造出来”。这个“造”，真是点睛之笔。谁若不信，便是“观潮派”。一入“观潮派”的行列，就很容易成为批判的对象，因为这是对人民群众伟大创造力的怀疑，是对党领导下的“革命变革”的怀疑。于是“观潮派”又可能升格为“怀疑派”。“怀疑派”对革命的新生事物一是怀疑，二是反对。就像小脚女人，需要对她猛击一掌。这一掌非同小可，若不赶紧“跟上”，“怀疑派”又可能升格为“反对派”———革命新生事物的“反对派”，发展下去就是反革命派。这样一路上纲，谁还承受得起？所以不管心里真信还是不信还是半疑半信，从嘴里喊出来的都是兴高采烈，热烈欢呼。

　　我那时还在复旦大学读书，按说同这些钢呀粮呀的数字没有太大的关系，知、信、行三者，知不知、行不行无所谓，只要“信”就可以了。但是不然。我本无心编数字，宁知数字逼人来。全国都在“放卫星”，按照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大学怎能置身事外？所以我们也要开荒种地，也要“放卫星”。好在那时复旦还不像现在那样高楼密集，生物楼与学生宿舍之间有一片操场，在操场边角划一块地，插块牌子，也称之为“试验田”。种什么呢？从农村走出来的同学以为种萝卜为好，一是好种，二是产量不低。于是就定下指标：亩产一万斤。

　　一万斤萝卜是什么概念，我一无所知，但是家在农村的同学就不同了，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即便按照毛泽东的“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样样齐全，也难于做到，何况我们这群全无生产经验的学生，在这操场边上，瓦砾堆中，哪里就能弄出亩产万斤的卫星呢！但是，心中虽有疑虑，嘴里谁也没说。只有一位同学，记得名叫范瑞云，在劳动休息之际，直言不讳，说：“要能亩产一万斤，我把它都吃下去！”这位同窗，后来没有读完大学就休学回家了，说是精神有些错乱，无法继续学习，后来就一直没有了消息。回想起来，那时全班都相信（至少嘴里都相信）能够亩产万斤萝卜，只有他才保持了清醒的头脑。要说精神错乱，其实我们才真是有些精神错乱，惟其错乱，对各种异想天开的“创举”才可以麻木地接受。范瑞云兄倒是因为过于清醒，所以才被那纷乱的时代刺激得无法忍受了吧。

　　五十年后，王学泰兄说起那时的“跃进”，道是“有点精神，有点精神病”。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但精神一旦背离了实际，闹得离谱儿，那就不是有点精神，而是有点精神病了。因为王学泰君的这句妙语，邵燕祥、王学泰和我各有《蝶恋花》一阕。他们二位身处北地，我在江南，可见那时举国若狂之情状，地无分南北，都是一样的。将三词抄录如下，“采风”者或有兴录之。

　　邵词：遍地山鸣兼谷应，旗帜争飞、锣鼓喧天竞。一变精神成物用，英明自是夸天纵。振奋三生真有幸。有点精神、有点精神病！直到浇头知水冷，瘟神何待瘟神送。

　　王词：倒海排山豪气冲，笳鼓争鸣、跃进普天庆。驱遣玉皇为我用，天堂熠熠神州竞。梦醒南柯成一哄。有点精神、有点精神病！数米夜深锅灶冷，词人解撰河清颂。

　　陈词：记得少年拼傻劲，三尺深翻、不放些儿剩。熟土掘光颗粒罄，茫茫大地真干净。撞倒南墙人未醒。有点精神、有点精神病！树欲止而“疯”不静，沉沙折戟催残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