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劫难之后，圆明园仿佛一个大家闺秀被扔进了青楼，成了人人都可宰割而毫无还手之力的弱女子。民国初期，走马灯一样更迭的军阀，都把圆明园作为取之不尽的建筑材料场，溥仪时期的档案中记载：“军人押车每日10余大车拉运园中太湖石。”大总统徐世昌拆走圆明园鸣春园与镜春园中的木材，王怀庆拆毁了园中安佑宫大墙及西洋楼石料……

　　1860年10月5日，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从10月6日起，对圆明园开始了为期半个月的抢劫和毁坏。1900年，圆明园再经劫难。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西郊诸园再遭劫掠。自19世纪70年代清廷完成的所有修复工程因而全部消失殆尽。当外国军队撤离后，趁火打劫者利用混乱无序状态加入劫掠圆明园的残局。有历史学者指出，1900年对圆明园灾难性的破坏，并不下于1860年的那场大火。

　　此后，民国初期走马灯一样更迭的军阀、官僚，都把圆明园作为取之不尽的建筑材料场。历经劫掠之后，圆明园只余残垣断壁，后人只能通过这些残留的痕迹来想象昔日“万园之园”的风采。

　　1860年10月5日，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从10月6日起，对圆明园开始了为期半个月的抢劫和毁坏。英法联军为何疯狂至此？至今无一定论。其本性的贪婪和残暴自不待言，但大清方面的责任呢？

　　史料记载，二次鸦片战争发生后，英国公使巴夏礼打着停战的白旗前往通县与清政府谈判，被当政的载垣和僧格林沁逮捕。39名英法囚犯惨遭折磨，有20人在监禁中死去，其中《伦敦泰晤士报》一名记者被大卸八块。可以说，清政府的颟顸直接激发了英法联军的兽性。以致英法联军在抢劫后“正大光明”地宣布：“任何人———哪怕地位再高———犯下欺诈和暴行以后，都不能逃脱责任和惩罚；圆明园将于1860年10月18日被烧毁，作为对中国皇帝背信弃义的惩罚。”

　　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劫掠造成的损失已无法挽回。

　　10月7日，英法联军头目“协派英法委员各三人合议分派园内之珍物”。法军司令孟托邦则立即函告本国外务大臣：“予命法国委员注意，先取在艺术及考古上最有价值之物品。予行将以法国极罕见之物由阁下以奉献皇帝陛下（拿破仑三世），而藏之于法国博物院”。英国司令格兰特也立刻“派军官竭力收集应属于英人之物件”。看上去似乎很有条理，而实际上红了眼的底层士兵们绝对不像当下西方社会表现得那么文明和彬彬有礼。“军官和士兵，英国人和法国人，为了攫取财宝，从四面八方涌进圆明园，予取予夺，手忙脚乱，纷纭万状。他们为了抢夺财宝，互相殴打，甚至发生过械斗。因为园内珍宝太多，他们一时不知该拿何物为好，有的搬走景泰兰瓷瓶，有的贪恋绣花长袍，有的挑选高级皮大衣，有的去拿镶嵌珠玉的挂钟。有的背负大口袋，装满了各色各样的珍宝。有的往外衣宽大的口袋里装进金条和金叶；有的半身缠着织锦绸缎；有的帽子里放满了红蓝宝石、珍珠和水晶石；有的脖子上挂着翡翠项圈。一处厢房里有堆积如山的高级绸缎，据说足够北京居民半数之用，都被士兵们用大车运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