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的印象中，杜月笙是民国年间上海滩的黑社会老大，而中国红十字会则是一个全球性慈善机构。既然如此，杜月笙怎么会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并将“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发扬光大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应该从他的身世说起。杜月笙自幼父母双亡，少年时代就流落社会，当了学徒。因为无人管教，他经常与流氓地痞为伍，并拜在青帮的小头目陈世昌门下。由于机灵敏捷，善解人意，再加上陈世昌的引荐，他很快受到上海滩头号“大亨”黄金荣的赏识。不久，杜月笙成为黄在法租界开设的三大赌场之一“公兴俱乐部”负责人。后来，杜月笙又成立“三鑫公司”，垄断了上海法租界的鸦片买卖，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为“上海三大亨”。

　　有人说，在“上海三大亨”中，“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正因为如此，杜月笙经常把开赌场、贩鸦片得到的不义之财用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与社会上层人士交往，从政治要人、商界巨子、文人墨客到帮会骨干，几乎面面俱到。比如下台总统黎元洪、著名学者章太炎、帝制推手杨度、著名律师秦联奎等等，都成了他的座上客。为此，他得到一个“当代春申君”的雅号。黎元洪的秘书长饶汉祥还用一副对联表达对他的敬意：“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另一方面，他特别注意对社会底层的救助。多年来，杜月笙总是买下大量预防传染病的药品，送到浦东老家免费发放。遇到天灾人祸，他要组织赈济救助；遇到劳资纠纷，他会维护工人利益。

　　上世纪30年代，杜月笙认为单纯依靠“开香堂”收徒弟的传统方式已经不能适应青帮发展的需要，同时也限制了各路英雄投奔他的门下。为此，他以“进德修业，崇道尚义，互信互助，服务社会”为宗旨创办恒社。恒社是一个民间社团，它最初成立时只有130人，后来发展到500多人。这些人分布在政治、经济、文化、新闻、电影等领域。不久，他还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等职务。

　　1937年8月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中国守军奋起抗战。杜月笙以红十字会副会长的名义，联合各团体组成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共救出受伤军民4.5万人左右。随后，他把募集到的150万元捐款和毛巾、罐头、香烟等大量劳军物资送到前线。此外，他还应潘汉年的要求，从国外进口了1000套防毒面具，送给八路军使用。没想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杜月笙逃到香港，潘汉年则以汉奸的罪名被投入监狱。

　　南京沦陷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撤到汉口。杜月笙在汉口成立临时救护委员会，将3000多名专业人员组成100多支医疗队奔赴前线。据统计，至抗战结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的军民总数达到260万人。这一成绩固然与红十字会广大工作人员的努力分不开，但杜月笙的领导作用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