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救亡图存”到“民族复兴”，国家的前途命运与学人群体的存在和发展密不可分。从鸦片战争开始，先知先觉的中国学人，不仅开始了对中国学术的思考，而且开始了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思考。这一抉择过程，是中国学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淋漓展现。它伴随着血与火的思想激辩、真理与谬误的理论斗争。在这一过程中，北京大学与南京大学的诸多学人展现了他们的理想和精神，他们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书写了光辉一页，而国家与民族则在波澜壮阔的学术与理论辩论中走向了富强。

　　一、“新文化运动”中“铁肩担道义”的北大学人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内忧外患，危如累卵。启蒙与救亡成为时代的主题。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以北京大学为阵地的一批学人率先举起“启蒙”大旗，试图为“救亡”寻找出路。以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的北大学人，发起以思想启蒙为主要任务的“新文化运动”。然而，即便是在“新文化”阵营，学人们对中华民族“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问题依然见仁见智，争论不已。回看这次争论，蔡元培之“兼容并包”的治校理论方针，为思想自由提供了宽松的环境；胡适的白话文运动，为新思想的大众化提供了有效的传播工具；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广泛传播，则为中国社会的未来指明了方向。可以说，这三方面的努力，共同造就了这次伟大的思想启蒙。

　　（一）思想自由。蔡元培在任教育总长、尤其是北大校长时期，为中国文化界开创了人格独立、学术自由的风气，这就从体制上为后来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为一大批大师级的学者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

　　真理和谬误是通过理论的争议和辩论来显现和澄清的，而不是通过在肉体上消灭异见者实现的。蔡元培没有直接介入新旧思想的论战，也没有发表过直接表态支持新文化运动的文章。这种精神，的确是难能可贵的。更为可贵的是，在当时的军阀政府视北大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并屡屡向蔡元培施压时，蔡元培顶住了压力。

　　（二）走向大众。钱理群谈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说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意义恰恰在于，它是中国知识分子从庙堂走向民间、社会的开端，并且几乎是唯一的一次影响全局的独立的知识分子运动。”①而“白话文运动”以及“新文学革命”就是在打造将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连到一起的桥梁。

　　白话文运动促使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变，使推行现代国民教育普及科学知识成为可能，文化得以进一步走向大众，大众文化得以进一步发展。文学革命相当于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它为人民大众登上社会历史舞台准备了一定的条件。文学革命后，在新的媒介环境中，大众传播兴盛起来，平等自由的观念开始为人们所了解，“一校”（北京大学）、“二刊”（《新青年》、《新潮》）也成为了当时时代思想、文化以及学术的中心。

　　（三）社会主义。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中国以后，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李大钊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的歌颂者和传播者。同时，“问题”与“主义”之争也拉开序幕，中国的“救亡”运动在这种争论中确立了新的理论武器。

　　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在拯救国家民族危亡的社会历史使命感地驱动下，对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19年5月5日，李大钊写就了长达两万多字的力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六号分两期刊出。这使得北大在五四运动后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宣传阵地。李大钊在北大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动作，为全国各地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传播起了显著的示范作用。全国各地纷纷效仿北大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