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77不被计划的性教育

　　少女静秋和老三和衣躺在床上，紧张而羞涩。不久后，静秋陪朋友去医院堕胎，看到朋友的痛楚以及周围大妈遮遮掩掩的道德审判的眼神，陷入猜想的恐慌：自己会不会也怀孕了？——这是电影《山楂树之恋》描述的“文革”岁月。尽管那个年代并不如电影渲染的那般纯净与值得怀念，然而，那种无知、压抑及放纵带来的伤痛，却是改革开放前30年的某种关于青春的真实。

　　在人民的一切生活都被纳入国家计划的时代里，性教育随着性的“可耻”程度的升级，渐渐被放逐到计划之外。当然，在“文革”来临之前，1949年之后的性教育如同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有短暂的春天——当时，解放前的裸体画册还没有完全被消灭，它们转入地下，悄悄流传。在新华书店，也能看到公开出版的性知识书籍。

　　1954年，刘少奇在座谈节育问题时曾说，卫生部可以卫生常识名义专门编写一些技术性的小册子。一年后，由王文彬、赵志一和谭铭勋医生编写的《性的知识》出版，这是建国后第一本有关性知识的书籍。据《中国当代性学发展概论》记载，该书最早一版内容较为丰富。比如，有男女生殖器官性交状态时的剖面图，还介绍了避孕套的用法。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热情的高涨，城市被视作“资产阶级”的堕落之所，而欲望则被看成罪恶的渊薮。自然，作为欲望的一种，性是要被斗争和被清洁的。1957年改版的《性的知识》里，删掉了一些内容和很多图片。与此同时，生活作风问题成为打击一切男女的超级武器，尽管《性的知识》在中学生中广泛流传，但还得偷偷摸摸地看。一旦被发现，要受到学校领导和老师的严厉批评。

　　1963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召集叶恭绍教授等10位专家开了一个座谈会。周总理指示：要在女孩子来月经之前，男孩子发生首次遗精之前，把科学的性卫生知识告诉他们。于此同时，叶恭绍教授等在报刊上介绍了一些性发育、性卫生的知识。“在文章发表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收到全国各地青少年的一千多封信。开始，叶教授每天一封封回信。后来因为信太多，只好整理成文公开发表。”这是青春期性健康咨询的开端，随后，中学的《生理卫生》课程也开始讲授性卫生知识。

　　性社会学家潘绥铭的青春期，差不多赶上了这个时候。在他的回忆中，1960年代早期的中学课堂上，他学过一节生理卫生课，懂得了什么是月经、什么是梦遗……然而，两性的结合，似乎是人们永远不能启齿的秘密，他不敢向老师、家长提问，同伴之间也不敢交流。他只能从革命文学作品中，获取关于两性生活的只言片语。他至今仍然记得在《可爱的中国》中习得“嬲”字的心潮澎湃——那人就赶上前去，扯那妇人的裤腰。那妇人双脚打文字式的绞起，一双手用力遮住那小肚子下的地方，脸上红得发青了，用尖声喊叫：“嬲不得呀！嬲不得呀！”那人用死力将手伸进她的腿胯里，摸了几摸，然后把手拿出来，笑着说：“没有毛的，光板子！光板子！”

　　“那简直叫倒背如流！”对于这一段，潘绥铭读了许多遍。

　　然而，不久之后，这样的革命文学也伴随各种爱情文艺“大毒草”，被革命的洪流无情地卷走，只留下一些无性无欲无爱的样板人物。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启了全面禁欲的年代，刚刚萌芽的性咨询和性教育被扼杀于摇篮。“性-错-罪”几乎三位一体；谁掌握了谁的男女作风问题，就可以对其发动专政。男女差异被抹去，谈情说爱中流行的问答是：“你为什么爱我？”“因为你思想好，爱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