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意味着天真，政治意味着残暴，这种看法本身就显得太过天真，事实也并非如此。值得玩味的是，20世纪的独裁者们仿佛同时拥有天使与魔鬼的两张面容，不约而同地患上了艺术情结综合症。

　　1889年4月20日，一个奥地利海关职员在他第三段婚姻中生下了他第四个儿子——阿道夫·希特勒。这个神情略显木讷的小孩最初的梦想是成为艺术家。成年后，他前往维也纳，报考绘画学校未予录取，投考的建筑师学校也拒绝了他。希特勒在维也纳逗留到1913年，在榨干了最后一笔遗产后，不得不靠着炮制明信片风景画过活。他始终偏执地认为，艺术学院没有录取他，“世界肯定蒙受了重大损失”。可是，二战亡灵告诉我们的却是——所谓的“重大损失”与其说是艺术史的，不如说是人类史的，这个险些成为艺术家的人最终成了杀人如麻的纳粹党魁。从政后，希特勒以文化审查者的角色“关心”着艺术。据记载，他相继将6500件现代艺术精品从德国全境的各个博物馆、美术馆里“请”出去，塞尚、高更、凡高、马蒂斯、毕加索……这些声名显赫的艺术家在德国迅速贬值。

　　无独有偶，斯大林在艺术领域也可与希特勒匹敌。这个奥塞梯鞋匠与格鲁吉亚农奴诞下的苏联领导人是一个业余的诗歌写作者。在1893年到1896年期间，尚处青春期的斯大林在诗歌创作数量上达到井喷状态，不少诗篇刊登在格鲁吉亚的文学刊物上，初出茅庐就获得好评。还有人将他的作品列入中学生必读书目，在小范围内被供奉为“经典”。至于他的诗歌质量如何，或许著名诗人帕斯捷尔纳克最有发言权了。斯大林曾将自己的诗稿谎称为朋友所写，致电帕斯捷尔纳克。帕斯捷尔纳克断定，那就是斯大林本人所写，几经犹豫后，他婉转地回答，“请转告您的朋友，以后最好别再写诗了。” 帕斯捷尔纳克没有得到惩罚，而著名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遭遇就要不幸得多了。他因为在《斯大林警句》一诗中将最高领导人戏称为“克里姆林宫里的山民”，从而触怒当局，一度被投入监狱，所幸在帕斯捷尔纳克等人的求情下，从轻发落改判流放三年，这才捡回一条性命。

　　如果说艺术青年在成长的过程中受到挫折，转而寻求更大的政治上的抱负，那么，还有些艺术老年就是在满足了政治野心之后，急需艺术来进行心灵抚慰，消弭独裁者内心中深藏着的罪恶感。萨达姆就是其中一例。他面临美军围剿、被迫出逃之时，据说随身仅携带《古兰经》、阿拉伯语诗歌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等书籍，深陷囹圄之时，他依靠养花、读《古兰经》与写诗来度日。萨达姆的文学水平或许与斯大林不分伯仲，伊拉克国家安全顾问莫瓦法克·鲁巴伊就曾嘲讽他：“我可以告诉你们一点，它们简直就是地球上最荒唐无聊的诗，我用英语写的诗甚至都比他用阿拉伯语写出来的强。”萨达姆的长篇情感小说《扎比芭与国王》已有两种中文译本，出于猎奇心理的读者大可以买来评鉴一番。另外，卡扎菲也有《卡扎菲小说选》在中国公开出售。

　　纵观独裁者们出人意料的艺术情结，似乎要对“艺术=天真”、“政治=残暴”的等式关系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一方面，独裁的血腥需要艺术来稀释，独裁的残暴需要艺术来升华；另一方面，艺术何尝又不需要独裁来为它提供权力支撑呢？或许，尼采的话最能解释这样的现象——“艺术本就是权力意志的体现”，它从来没有天真过，只是看上去很天真罢了。

　　（刘旭俊 摘自《艺术世界》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