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恰逢甲申年。这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克紫禁城，崇祯皇帝吊死煤山。一个多月后，李自成在山海关被满汉联军击败，返京，匆匆在武英殿登上皇帝宝座，旋即撤出北京。次年五月，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小源口，被地方武装杀死。崇祯皇帝的悲剧意义究竟何在？李自成为什么会迅速败亡？都值得我们对360多年前的甲申巨变重新思考。

　　崇祯皇帝：缺乏决心与能力

　　崇祯皇帝朱由检，小有才干。他书法、诗歌俱佳，擅弹琴，生活俭朴。如果在承平时期，他有可能成为有一定作为的好皇帝。但是，他登基后接手的是民穷财匮、内忧外患交织的烂摊子。面对时艰，他回天乏术，多疑、悭吝、刚愎自用的性格导致他缺乏把事情办到底的决心与能力。

　　最典型的莫过于他对于魏忠贤大案的处理。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与客氏狼狈为奸，祸国殃民。崇祯皇帝上台后，也曾猛砍三斧头，翦除了魏忠贤、客氏，撤掉各处镇守宦官，并在崇祯三年革去宦官提督。但不久思来想去，觉得还是宦官最贴心，因此又重新起用宦官，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突出地表现在对宦官委以军事大权，让他们提督京营和监军统兵，以及担任镇守和守备。所谓京营是从全国各地更换调来，用以保卫京城的军队。而且，如果外省或边疆有重大战事，必要时京营还得抽调部分精锐前去增援。因此，它不仅人数众多，通常保持着30多万人马，而且装备精良。崇祯帝当政期间，京营自监督、总理捕务、提督禁门、巡视点军大员，皆以御马监、司礼监、文书房的太监担任。这些太监正如万历时刑部主事董基形容的那样，“安居美食，筋力柔靡”“设遇健卒劲骑，立见披靡”。大顺军（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起义军——编者注）炮声一响，这些不男不女者立刻作鸟兽散。另一个广为人知的典型事例是，崇祯二年，朱由检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听信被清人故意放回的杨太监的话，认定袁崇焕与后金有密约。于次年八月，将袁崇焕处以最残酷的磔刑（凌迟），从此再无抵御后金的优秀统帅。

　　再说他对农民起义军的态度。朱由检对待农民军的手段与历代皇帝一样，无非是剿与抚，但他对剿、抚经常是举棋不定。就抚而论，从未抓住机遇把和谈进行到底，从而达到瓦解农民军的目的。早在崇祯二年春天，明朝陕西三边总督杨鹤就提出对起义农民以招抚为主、追剿为辅的方针。朱由检对此事认可，甚至说过“寇亦我赤子，宜抚之”。崇祯四年正月，朱由检派御史吴牲往陕西放账，但拨给他的帑银却只有区区十万两，面对哀鸿遍地的广大饥民，无异于杯水车薪，“所救不及十一”（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一）。很快，已经投降的起义农民为了生存又再度起义，抢大户的粮食借以活命，造反烈火渐成燎原之势。此后十几年间，明廷与李自成、张献忠等人曾多次和议，均以失败告终，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崇祯帝的决断不当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