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策奖唯一华人得主刘香成，在全球范围内收集到上万件反映百年前中国社会的珍贵影像作品，由此产生了编著“百年影像编年史”的想法。

西方摄影师眼中的中国

我的研究始于偶然，从一次长途旅行开始。我跨越中国大陆和台湾，横穿欧洲和美洲，遍访各地的公共展馆和私人藏品。在世界顶级图片社、档案馆、博物馆里，我看到了上万件弥足珍贵的原始影像。

这些展示辛亥年前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全貌的照片，其中有1/3以上从未被发表。它们或是作为国家藏品，或是作为重要的私人收藏，被珍藏了一个多世纪。我被深深震撼了。

1839年，法国人路易·达盖尔发明了摄影。19世纪晚期，外国传教士到世界各地向非信徒传播基督教福音，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也用摄影为那一时期中国历史的丰富影像档案增添了精彩的一笔。

在欧美，用照片展现186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末的中国及其人民，是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重要手段。由此，这些影像作品所记录的历史十分丰富，对于为现今读者描绘旧时岁月至关重要。长期以来，西方学者一贯比同时代的中国学者更审慎地对待这些历史记录。

直到19世纪末，西方摄影师都在用镜头记录中国人的“原生态”，重点展现“中国人的民族特点”。然而，许多照片却是在摄影棚里摆弄完成的，只有很少的在自然背景或家居环境中拍出来。

照片表现恐怖的死刑以及对“苦力”的执迷都是常见的主题。有历史学者指出，“常见于照片说明中的‘苦力’一词，表明人们在解释这一群从印度、中国去往美国，后又返乡的劳工时是僵化而过激的。”

回顾19世纪和20世纪初直至1911年的照片，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点。总体上看，这些照片的拍摄者基本是外交官、商人、军火商、冒险者和旅游家这几类人，只有屈指可数的照片是职业摄影家拍摄的。中国及其民众有时被塑造成异国的、粗鲁的，有时把自己描绘为英勇的。

对于1860—1905年由访华摄影师或模仿西方同行风格的中国影棚摄影师拍摄的中国人肖像，西方艺术史学家一直持批判态度。今天，人们仍然可以在历史档案中找到这种风格化照片，这展示了西方摄影师如何描绘中国的物与人。

美国摄影师弥尔顿·米勒在摄影棚里聘用一些中国人做“演员”，一会儿扮成满族人，一会儿扮成汉族人。在这些男性旁边，还有一位女性一会儿扮演妻子，一会儿又成了妾。每张照片都有详细的注解，给人以满族人或汉族人正襟危坐拍照的错觉，其实很明显是同一中国人穿了不同官阶的清代朝服。

百年影像编年史

我着手用影像为辛亥革命做编年史，心中不免惴惴。这些收藏于西方世界的照片展示了1911年前后各历史事件的场景和背景，描绘了当时的日常生活、社会时事、习俗传统以及中国第一个共和时期的政治动荡。

重要的是，这些照片为当今读者提供了那个时代的视觉影像，促使人们思考百年之前中华民族的海外形象。彼时的中国不曾料到，将近一百年后，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若是没有今日中国和平崛起以及代替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现实，曾在整个20世纪饱尝受害者意识影响的数代中国人也许只会把这些相片看作“老照片”。然而，这些图像远远超越了“老照片”的意义。

这些照片并不仅仅是外国人用有色眼镜将中国人视为“异国情调”的证据，它们也铭刻着中华民族对历史的集体记忆，让人洞见前人文学作品或集体话语中抽象表述的“百年屈辱”。它们是“五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重要社会生活和事件的视觉记录，是我们的“共同记忆”。

我将这些照片收录和遴选入《壹玖壹壹——从鸦片战争到军阀混战的百年影像史》一书，为的是用全面的“视觉”描述，努力讲述百年前的辛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