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三则毛泽东的故事。

一是赵化南在2006年第7期《唯实》讲的。1957年，毛泽东在写给《诗刊》的一封信中，将“贻误青年”的“贻”误写为“遗”。这封信的手迹发表后，北大一位学生写信给毛泽东，直言指出“遗误青年的“遗”应为“贻”。毛泽东欣然接受这个意见，并专门给《诗刊》编辑部打招呼，请予更正。

二是练洪洋在10月20日《南国早报》上讲的。１９４１年６月３日，雷电交加，雷电劈死了一个县长，这妇女就借题大骂：“咋不叫这雷劈死毛泽东呢！”基层干部们立即抓了这妇女，并声称要枪毙她。消息传到毛主席耳里，毛主席立即约见这位妇女，问明原因。该妇女声泪俱下，陈述了缘由：公粮任务太重，又逢３年旱灾，交了公粮，已颗粒无存。主席得悉后，非但没有责怪她、报复她，临行时，还让通讯员把自己的口粮和自养的一头奶羊送给了她，以解燃眉之急。接着，党中央决定，减征公粮，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三是在元涛先生的博客里看到的，郭沫若先生曾这样评价过毛泽东的一幅诗词手书：“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了诗词的顶峰。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法的顶峰。例如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了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四个第一的原则，极其灵活地，极其具体地呈现在了我们眼前。”

我不知道毛主席事后的态度，但这幅诗词手书，在郭沫若先生解释下，就这么光明正大地错下去了。从从善如流到错也有理，我在知道，这期间有了怎样的变化，但我知道，光讲从善如流的故事或者关讲错也有理的故事，都不是全面的历史，都对不起子孙后代，都不是严谨的科学态度。迟国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