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蒋百里到日本成城学校步兵科学习。此时浙江留日学生共有35人，蒋百里牵头成立了同乡会，发行刊物《浙江潮》，担任主编。他在第一篇论文里提倡民族民主革命，从18世纪的西方革命运动谈到中国近代史，连载数期才把全文载完。当时政论家多对慈禧口诛笔伐而对光绪抱有同情心。像蒋百里这样的议论很少。

　　当时，清政府留日学生每年举行一次全体大会，选举主持会务的干事。1902年那次大会上，干事曹汝霖、章宗祥报告一年来的会务情况。这时，有一人上台大喊：“请注意，曹汝霖就是留学界的一名奸细！”

　　曹汝霖矢口否认，凭借敏捷的口才，辩解得头头是道。大家就不再追究下去了。但当改选干事时，蒋百里上台发言，力陈曹汝霖是清朝驻日公使蔡钧的“第五纵队”。

　　出国前，蒋百里弱不禁风。1902年，钱钧甫——他的一个老朋友去学校看他，远远看见一位体态清癯的士官生在操场上翻铁杠子，走近一看，是蒋百里。蒋百里对他说：“我每晨在此锻炼身体，你来看，我的身子不是比以前结实得多了吗？”

　　1904年，蒋百里进入士官第三期学习，同学有蔡锷、李烈钧、张澜、许崇智、蒋尊簋等。其中，他和蒋尊簋同为浙江人，一个学步兵，一个学骑兵。章太炎誉为“浙之二蒋，倾国倾城”。同期日本士官生还有荒木贞夫、小矶国昭，后来成为著名的军国主义分子。

　　士官从第四期开始，中国留学生多了起来。蒋百里在学校对面租了一间小屋，给学弟们办了个临时预备班，每周日讲半天，教授日军编制法、动员法、军人教育、排连营团长的职守及其升调手续等。

　　虽然学的是步兵，但蒋百里对骑术也很有研究，在全校有“善骑者”之称，曾说：“马上无人，胯下无马，人与马浑然一体，才可以与言骑。”他还风趣地指出步兵和骑兵的苦乐不同之点：“我们步兵以行军为最苦，除攀山越岭而外，身上还得系着粮袋、水瓶和弹药，可是到了宿营地，我们卸下了仔肩，就可以轻松愉快了。反之，骑兵行军时可以驰骋自如，而到驿站后却要伺候马，替它擦汗、喂草料，忙个不停。”

　　1905年，蒋百里以步兵科第一名毕业。根据日本军部规定，士官榜首由天皇亲自赐刀。此次这等荣誉竟为中国人所得，日本方面自然耿耿于怀。所以，从第四期起，步兵科中日学生分开授课，以防中国留学生再度夺魁。(熊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