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始人陆费逵

　　位于上海福州路的中华书局大楼

　　中华书局创建百年座谈会

　　中华书局百年图书文献展

　　■ 深圳报业集团驻沪记者 马信芳 文／图

　　一百年前，１９１２年元旦，一个名叫为“中华书局”的现代出版机构在上海应运而生。一百年间，这个名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在中国文化和出版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在这样的历史时刻，２８日，总部已在北京的中华书局再次回到昔日的出发地——上海，在这里举办“中华书局百年历程暨珍贵图书文献展”。在上海图书馆的展览大厅里，一幅幅历史图片，一册册珍稀版本、一件件名人书信手札，吸引着专家、学者和广大观众。历史学者余英时先生说：“清末以来，中国文化传统之所以危而未倾，中华书局在以往百年中之努力与有功焉。”一百年的风云变迁，几代人的传承与坚守，岁月有波澜，书香无断续。缅怀中华文化精神命脉的出版人，人们不由向他们致以深深的敬意。

　　怀抱强国热情，致力书业进步

　　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的炮声，大大激发了教育家、出版家陆费逵施展抱负的热情。１９１２年元旦，他在上海创办中华书局。怀抱教育强国热情的陆费逵说：“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由此，中华书局一成立，当即出版了《中华新教科书》，为当时普遍改制的学堂提供了各类新教材，受到各地欢迎，一炮打响。

　　中华书局抓住历史机遇，迅速崛起，它在出版界的重要地位日益显现。梁启超、周作人、沈从文、徐悲鸿等诸多知名作者和范源廉、田汉、潘汉年、徐志摩等一大批专家学者型编辑聚集于书局。随着业务的迅猛发展，各类书籍纷纷出版，社科方面有：达尔文的《物种原始》（马君武译）、卢梭的《民约论》(马君武译)、亚当·斯密士的《国富论》、李嘉图的《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等；文艺方面有：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田汉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郭沫若译)、张闻天的《青春的梦》、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和刘海粟编著的《世界名画集》等。

　　中华书局为我国出版界、语言学界、文化界的又一大贡献是编撰出版了辞书和工具书。ｌ９１５年出版的《中华大字典》，所收的字多于《康熙字典》，而且校正其４０００多条错误，成为中国当时最完备的一部字典，至今还在重印和使用。

　　《中华大字典》出版后，陆费逵与编辑所长范源濂、《中华大字典》主编徐元诰商量再编一部１０万条条目的大辞书，定名为《辞海》。自１９１５年秋启动后，至１９２８年，《辞海》时作时辍。经陆费逵“五顾茅庐”，终于请出教育家和出版家舒新城。１９３６年、１９３７年首版《辞海》分上下两册正式出版。该《辞海》收词１０万余条，成为我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辞典。学界竞相追捧，一时声名鹊起，新中国成立后更受到最高领导的重视。

　　１９５７年，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期间，毛泽东主席见到舒新城时说，《辞海》我从２０年前就使用，在陕北打仗的时候也带着，后来在延川敌情紧急的情况下，不得不埋藏起来，以后就找不到了。现在这部书太老了，比较旧，该修订一下了。他希望舒新城挂帅，在中华书局设立编辑部。这样，１９５８年，上海成立了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前身)。１９５９年，又在上海成立了《辞海》编辑委员会。自此，《辞海》重新进入修订，至２００９年第六版《辞海》面世，《辞海》已发行了约６００万套，成为我国发行数量最多的工具书之一。

　　新中国成立前，中华书局精印古书中著名的还有《四部备要》和《古今图书集成》。《四部备要》选择经史子集中之要籍，采用聚珍仿宋版字精印，自１９２１年开始辑印，１９３４年出齐。《古今图书集成》是继《永乐大典》以后又一部大型类书。将原书１万卷共５０００册以９页拼成１页照相缩印，分订线装８００册。此书于１９３４年开始影印，１９４０年出齐。

　　据统计，中华书局从创立到１９４９年，共出书６０００余种，其中新式教科书５００余种和《大中华》、《中华妇女界》、《小朋友》等４０余种刊物。全国各地设立了５０多个分支局，还在新加坡和香港、台湾地区相继设立分局，业务遍及全国及海外。

　　承担古籍整理，成为出版重镇

　　新中国的诞生，给中华书局带来了新的活力。１９５４年实行公私合营后，总公司从上海迁到北京。经中央批准，中华书局于１９５８年成为整理出版中国古代和近代文学、历史、哲学、语言文字图书及相关学术著作、普及读物的专业出版社。同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中华书局被指定为该小组的办事机构。从此，中华书局开始承担国家级古籍整理项目的编辑出版任务。

　　在顾颉刚、钱钟书、季羡林、裘锡圭等各界学者和金灿然、张静庐等专家学者型编辑的共同努力下，相继编辑出版了《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诗》、《全宋词》、《古本小说丛刊》、《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资治通鉴》、《文苑英华》、《太平御览》、《永乐大典》、《册府元龟》、《清实录》、《光绪朝朱批奏折》、《中华大藏经》等一大批经典文献。

　　１９５８年４月，毛泽东主席在范文澜的“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同意。

　　“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２４部纪传体史书的统称，记述的范围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到明末崇祯皇帝止。《清史稿》从努尔哈赤建国称帝到辛亥革命结束清朝统治，共２９６年的历史。

　　同年７月，毛主席又指示吴晗、范文澜组织标点“前四史”。接到毛主席指示后，吴晗、范文澜于９月１３日主持召开“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研究了“前四史”点校的具体方案，并决定“其他二十史及《清史稿》的标点工作，亦即着手组织人力，由中华书局定出规划”。

　　就这样，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下，由中华书局组织全国百余位文史专家，历时２０年完成的新中国最伟大的古迹整理工程。其出版问世之后，成为海内外学术界最权威、最通行的版本，享有“国史”标准的美誉。

　　《中国历史小丛书》是中华书局的另一特色。１９５８年秋季，吴晗倡议编一套通俗的历史读物《中国历史小丛书》，得到了中华书局的响应。由此从１９５９年１月到１９６２年１２月出版了１００种，至“文革”开始前共出版１４７种，包括贾兰坡《中国猿人》、单士元《故宫史话》、戴逸《北洋海军》、侯仁之《徐霞客》、任继愈《韩非》等。该丛书由于作者多为历史研究各领域学养深厚的专家学者，内容深入浅出，颇得学界和读者的欢迎与好评。此丛书“文革”后继续编撰，现已出版了２００余种。

　　此外，中华书局还出版了《汉语方言大词典》、《王力古汉语字典》等重要工具书。编辑出版的学术集刊、文史类期刊《文史》、《文学遗产》、《书品》等，在学术界、读书界、教育界颇有影响。

　　守正出新引领阅读风尚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华书局遵循“守正出新”的出版理念，以“弘扬传统，服务学术，传承文明，创新生活”为出版宗旨，组织实施了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出版了《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敦煌经部文献合集》等一批代表当前古籍整理水平的图书和梁启超、王国维、顾颉刚、陈垣、王力、钱钟书等著名学术大师的文集。“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历代史料笔记丛刊”等重点丛书继续出版。

　　同时，与时俱进，在弘扬和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中华书局有新的突破，推出了“正说”历史系列、《于丹〈论语〉心得》、《万历十五年》（增订纪念本）和“中华经典藏书”等一系列“引领图书阅读风尚”的新书，此举已获得业内人士的好评。

　　百年来，中华书局共出版图书３万余种，新中国成立后获奖图书累计５６３种，其中国家图书奖和中国出版政府奖的获奖数量在全国同行业中名列前茅。作为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古籍出版的旗帜和学术文化出版的重镇，已毋庸置疑。

　　１９１２—２０１２，百年中华，书映丹青，墨染春秋，然而这一页已将翻去。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岩在沪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的目光已经转向新的一百年，“强毅、专一、前进”的优秀传统将坚持不懈，为弘扬和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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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印书馆等老字号有望回归发祥地上海

　　据上海市政府网站消息，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焦扬近日专程赴京，与中国出版集团旗下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三家公司商讨回归落户上海事宜。

　　三家公司负责人纷纷表示，上海是这些中华老字号企业的发源地、发祥地，要以“回家行动”为契机，加快转型发展，努力为上海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作贡献。焦扬表示，上海将积极做好服务工作，努力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