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丽君近30年的歌唱生涯中，大体来说是一帆风顺。从十四岁开始，她总是一路向前，从台湾到香港，再到扬名于广大东南亚的华人圈，歌声还逐渐扩及其他族群，又北上“攻陷”十分排外的日本市场。正当歌唱事业即将冲上巅峰之际，一场“假护照风波”，就像是时速100公里的车子突然踩了急刹车，别人没事，但在驾驶座上的邓丽君则遭遇前所未有的重创——包括形象上的“外伤”和严重心理“内伤”。

　　这场风波起于1979年2月18日。当日的日本媒体报道，二十六岁的泰丽莎·邓因为违反日本的《出入国管理令》，被东京出入国管理事务所留置，并要进一步调查整个事件的背景。

　　综合当时媒体的报道，东京出入国管理事务所指出，泰丽莎·邓是在2月14日自香港搭乘“中华航空”c116班机抵达东京羽田机场，持用印尼政府护照入境，到日本的理由是观光，护照上印的也是印尼人的名字。由于日本海关没有认出她是知名歌星泰丽莎·邓，经正常查验程序后放行。

　　2月15日，印尼驻日大使馆通知日本出入国管理局东京事务所，邓丽君（泰丽莎·邓）所持护照是伪造的。2月16日晚上，邓丽君和母亲赵素桂在友人丁惟柔女士家中吃过晚餐，晚上十点左右离开丁家，返回饭店。此时东京出入国管理事务所官员已会同印尼大使馆馆员，在饭店等候邓丽君。

　　当晚首度面对官员查验，邓丽君承认“使用印尼护照入境”，因此出入国管理事务所官员要她第二天自动向该所报到。初步谈话后，警备科将她留置。报道并指，持有“台湾护照”的邓丽君，过去都是持“台湾护照”和日本政府核发的《渡航证明书》赴日。鉴于台湾当局与日本没有“邦交”，办理签证麻烦，她第一次使用印尼护照赴日。但是，日本官员认为邓丽君的供词暧昧，并担心幕后有伪造护照集团，因此将她留置，以进行进一步调查。

　　事件发生当天，消息从日本传回台湾，邓丽君的父亲邓枢一方面表示不赞成女儿使用印尼假护照，并在心急之下推说，这是日本唱片公司出的主意。

　　很快，台湾方面传出邓丽君在2月13日过境台北时，也曾一度企图以印尼护照入境，因为台北国际机场的海关人员认出邓丽君，希望她使用“台湾护照”。但是要去日本灌制唱片的邓丽君担心次日无法如期赴日，便折返香港。媒体报道，在台北机场，邓丽君曾透露这本印尼护照是朋友在新加坡给她的。

　　由于邓丽君有出示印尼护照的举动，因此台湾的治安机关认为她涉嫌“行使伪造、变造的护照”，依台湾的“刑法第216条”规定，可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处300元以下罚金。

　　台、日皆爆发使用假护照疑云，邓丽君不仅可能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还面临有家归不得的忧虑。此时的处境，进退维谷。日本宝丽多（polydor）唱片公司则紧急为邓丽君聘请辩护律师，与邓丽君有了初步接触。邓丽君告诉律师，这本印尼护照不是伪造的，而是一名印尼政府官员帮她办的。

　　再过一天，整个事件的轮廓逐渐浮现。根据台湾《联合报》描述，2月13日下午4点10分，邓丽君独自一人由香港搭乘“中华航空”ci828班机飞抵台北机场，随即向“华航”转机柜台接洽，要求搭乘当天下午4时45分的ci002班机飞日本东京。但很不巧，邓丽君事前没有订位，而“华航”当天飞东京的班机，班班客满，无法临时安排机位。因为唱片公司早已排定行程，急着赴日录音，邓丽君满脸焦急地拜托机场人员通融，有位华航人员好心地建议她：一是过境台北住一夜，第二天再搭机去日本；或者立即回香港，翌日再到台北转机。

　　邓丽君认为前者绝对行不通，因为她持有的“台湾护照”，在同一个月内已经办过一次过境，按照规定已经不能办第二次；如果要回香港，她又觉得往返太浪费时间。平日行事自有定见的邓丽君，头一遭遇上这难题，此时也拿不定主意，一旁的记者则是劝她先回香港。约莫过了10分钟，邓丽君情急之下拿出一本印尼护照到入境室问海关，“外国护照可不可以办理过境？”查验人员告诉邓丽君因为印尼护照上面没有台湾签证，所以不能入境。在没有其他选择下，邓丽君只好搭机回港。

　　本以为过境之事就此结束。但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对于名人来说这更是千古不变的金律。后来一名报社记者听到这个消息，主动跑到机场抄下邓丽君的印尼护照号码。这名报社记者在当晚打电话至印尼“驻台代表处”，检举邓丽君使用假护照。“印尼代表处”则将讯息回报主管当局印尼外交部，印尼外交部再透过驻日大使馆，协同警方找到邓丽君，才引发了假护照案。

　　向来是演艺圈模范生的邓丽君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惹上官非，根据日本《明星周刊》报道，被留置期间她非常不安，宝丽多唱片编审部长舟木稔曾于2月18日和19日两次到收容所探望邓丽君。第一次看到泰丽莎·邓时，她紧张害怕得一度流泪颤抖；第二次舟木稔再见她，邓的思绪大致整理好，情绪已较稳定。在邓丽君被留置的三天，收容所外时时刻刻有大批摄影记者守候，他们都在等着拍摄大明星邓丽君被遣送出境的镜头，邓丽君多少也透过别人的转述知道这情形，这也让她的心情荡到谷底。

　　2月22日，日本出入国管理局东京事务所公布调查结果，证明邓丽君所持印尼护照并非假护照，也没有伪造集团出售假护照，这本护照确实是由印尼政府所发出，印尼外交部官员在护照上的签字也是真的，只是“发给手续不合法”（注，外国人取得印尼国籍应于印尼居住6个月以上，但邓丽君经年在各国奔波，不可能符合条件）。因此，护照已由印尼驻日本大使馆收回。

　　2月24日，日本法务省裁决将邓丽君“驱逐出境”，且一年内不准许她入境日本。接获裁决，邓丽君一身朴素的穿着离开收留所，她低着头，快步上车，心情沉重无比。

　　尽管真相已经厘清，但邓丽君还是有家归不得。由于台湾方面也有她“行使假护照”问题待调查。当时邓母赵素桂告诉记者，邓丽君于1978年与美国一家公司签约，预定1979年4月6日、9日和10日三天在美国登台，接着将于13日至16日转往加拿大演出。她们担心如果先回台湾，日后假使去不成美国，对方可能会以不履行契约为由控告邓丽君，但如果直接赴美，又怕发生入境问题。

　　人之常情，遭遇挫折之后最想的总是回家歇一歇，结束牢狱之灾的邓丽君又何尝不是如此期待？但现实环境不容许她这么做，首先，她必须履行在美国的合约。因此邓丽君持盖有美国入境签证的“台湾护照”，直接飞往美国。经此重大挫折，邓丽君决定重拾书本，留在美国洛杉矶读书，暂时放下她最爱的歌唱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