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泰斗张伯驹7岁时，其父张义安将他过继给伯父张振芳。张振芳投资创办了中国北方第一家商业银行——中国盐业银行。张振芳去世后，张伯驹接任盐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稽核之职。1935年，盐业银行的总管理处也迁至上海。总经理吴鼎昌看重张伯驹的身价，积极说服他来上海分行兼任经理。按照银行规矩，张伯驹应该住在银行宿舍里。但张伯驹随性惯了，嫌不方便，住进了陕西南路培福里16号的一幢洋房内，却由此引发了一场轰动旧中国的绑架案。

　　1941年6月初，张伯驹坐车刚出培福里弄口，突然冲出三个莽汉。他们拉开车门，一个拖出司机老孔，另两个将张伯驹挟持而去。次日，上海《申报》刊登了消息，称张伯驹被绑架，下落不明。一时沸沸扬扬，众说纷纭。有怀疑日本人干的，有怀疑是家族内讧，还有怀疑是其他收藏家阴谋所为。

　　其实绑架的主要筹划者，乃是盐业银行内部的高级职员李祖莱。李祖莱嗜赌，绑架案发生的几天前，李输掉了一万多元。另外，盐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调走后，按理应由副经理肖颜和升任经理，襄理李祖莱升任副经理。但没想到吴鼎昌认为肖太平庸，李人品较差，且与汪伪勾搭，结果找来了张伯驹。李祖莱又急又恨，就打电话给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警卫总队长吴四宝(后改名吴世宝)，请他派几个弟兄将张伯驹绑走，说这样可以“大发一笔”。

　　吴世宝流氓出身，投靠日伪后专门捕杀抗日进步人士和绑架上海滩工商界巨富，“化工大王”方液仙就是被他绑架杀害的。此人胆大妄为，根本不管什么“盗亦有道”，总是勒索人质钱财后“撕票”，为“同行”所不齿。就在绑架张伯驹的同年12月，他还策划抢劫日本正金银行上海分行的黄金。

　　张伯驹的夫人潘素接到绑匪的电话说要赎金200万元。潘素只凑到100万元，离对方要求的数额还差一半。张家本来有古董、书画，但张伯驹对于收藏的座右铭是:凡是我张伯驹收藏的书画古董艺术品，不论发生什么事，贵贱都不能卖！金钱易得，而国宝难求，万一将国宝流到洋人手里，我张伯驹岂不成了千古罪人？

　　当时盐业银行董事长任凤苞既怕张伯驹性命不保，又担心银行一旦牵入，绑匪会以银行为谈判对手，乘势而上，层层加码，以至不可收拾。如果此例一开，后起者纷纷效仿的话，搞不好银行会顷刻破产。任凤苞再三关照上海有关各方:帮忙只能在暗中，千万不可由银行直接出面接洽。

　　在左右为难的情况下，潘素想到了结婚时的证婚人孙履安。谁知此时的孙履安已破产，潦倒不堪。孙氏不忘旧交，为救朋友，他领着潘素去找孙曜东。孙曜东的曾祖父是孙家鼐，当时正任上海复兴银行行长兼任周海佛的秘书。

　　孙曜东经过调查发现:绑架案系李祖莱主使，勾结汪伪76号特务所为。孙曜东就直接给李祖莱打电话说:“张伯驹乃我的把兄弟，不要为难他，兄弟们如有急需，我愿意赞助。”而李祖莱的回答是“少管闲事，不用插手”。

　　孙曜东只得将此事告诉了周佛海。周佛海闻之大怒，当下给李士群打电话质问事情缘由。孙曜东虽有周海佛“说话”，但深谙黑白两道的规矩，一口承诺“愿出20根大条酬谢兄弟们”。

　　李祖莱这才知道孙曜东“大有来头”，恐怕自己占不到什么便宜，索性把人质作为“人情”，送给正驻扎在上海浦东的汪伪头目林之江。抗战期间林之江在汪伪和国民党军统之间“脚踩两只船”，先参与刺杀准备叛变日军的前国民党浙江省主席周凤岐，后参与捕杀准备行刺丁默邨的郑苹如(《色，戒》中王佳芝的原型)。孙曜东只得再与林之江联系，保证“绝对奉上20根大条”。

　　林之江得了钱，当下命人释放张伯驹。张伯驹回到家里，潘素悲喜交集，忙不迭地张罗着为张更衣、沏茶、温酒，焚香驱邪。不多日，张伯驹一家收拾行李匆匆返回北方。

　　张伯驹沉醉于书画玩藏，尤擅鉴别字画，号称“坐鉴别字画第一把交椅”，平生收藏价值连城的古代字画无数。在张伯驹的收藏生涯中，购买《游春图》一事至今传为佳话。1946年，故宫散失于东北的书画陆续出现在北平的古玩市场。张伯驹从友人处得知马霁川要把展子虔的《游春图》卖给外国人的消息后，驱车直赴马霁川的住地，提出要收购《游春图》。马霁川对张伯驹的脾气很清楚，提出800两黄金的高价。

　　张伯驹当时已负债累累，无力筹措，无奈之下火速通知故宫博物院，陈述此卷应收归故宫博物院，并建议院方致函古玩商会，不准此卷出境。

　　事隔不几日，张伯驹得到消息说，故宫博物院因经费不足，无力收购。张伯驹只好先赶往北平和平门外琉璃厂，在荣宝斋等店里将此事公之于众。马霁川见《游春图》一事已闹得满城风雨，感到不便再转手卖给洋人，于是就做个顺水人情，同意“降价”让给张伯驹。

　　虽说降价，《游春图》要价仍然太高。最后张伯驹决定把居住多年的弓弦胡同的宅院出让给北平辅仁大学。这套居宅是北平城内少有的豪宅。张伯驹将卖得的2.1万美金兑换成220两黄金去找马霁川购画，不料马霁川借口张伯驹的金子成色不好，需“追加20两”。

　　当时，张伯驹手头拮据，无奈只好卖掉了夫人的首饰，凑足20两黄金，交给了马霁川。（金宝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