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对中国这个文明古国文化一直十分关注。1913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用这笔奖金在印度圣地尼克坦(意为“和平之乡”)创立了国际大学，1921年12月，他在一位法国汉学家的帮助下，在校内设立中国系，自己也常去那里听课。访华后，他整理出版《在中国的演讲》一书，更加坚定了依托国际大学开展中国研究的理想。

　　1931年，泰戈尔委托谭云山回中国找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就落实中印文化交流“计划书”的有关事项寻求支持。谭云山是泰戈尔1927年赴新加坡访问时被邀请到印度国际大学任教的中国学者，他带来的“计划书”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多招几个中国学者来印度；第二，在国际大学特别设立中国学院；第三，多介绍几个学者去中国；第四，在中国方面特别办一个学院。”

　　蔡元培对恢复中印文化交流十分重视，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曾聘梁漱溟讲授《印度哲学概论》，那是中国大学里的第一门印度学课程。他答应由他出面努力，组织开展派遣留学生、筹建中印学会等工作。1933年12月，蔡元培派遣魏风江赴国际大学学习，成为泰戈尔所说的“一二百年来到印度的第一个中国学生”。

　　向印度派遣留学生的同时，蔡元培还与泰戈尔一起努力，着手在中印两国创办中印学会。在戴季陶、周谷城、徐悲鸿等政界和文化界人士支持下，1933年6月，出版了《中印学会:计划、总章、缘起》的小册子，开始实质性地筹备工作。学会“以研究中印学术，沟通中印文化，并融洽中印感情，联合中印人民，以创造人类和平，促进世界大同为宗旨”，“分设中印两国之文化中心地点，于两国其他地方设分会或通讯处”。据谭云山《印度纵谈》记述，1934年5月，印度的中印学会先于中国在国际大学内成立，由泰戈尔任主席。

　　1934年11月，谭云山从印度回到中国，带来泰戈尔当年9月28日写给蔡元培的信。信中说:“我愉快地邀请中印学会把我在圣地尼克坦的大学用作它在印度的活动中心。我希望我的朋友热情欢迎这个学会，并慷慨地帮助我的朋友谭云山教授实现他的计划，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团体以促进中印文化交流。”1935年5月3日，中国的中印学会在南京正式成立，蔡元培任理事会主席，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为监事长。

　　中印学会是第一个从事中印文化交流的正式组织。印度共和国最早的三位总统普拉沙德、拉达克里希南和侯赛因都曾是中印学会会员。持东西方文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论的印度学学者季羡林就是中印学会会员，他称中印睦邻关系是“天造地设”，印度政府2008年向他颁发国家荣誉“莲花奖”。

　　中印学会是中印两国共同发起的文化交流组织，在中国和印度均设同名的学会。其缘起是1933年中国著名学者谭云山在印度讲学数年归国后，给蔡元培带来了泰戈尔关于中印文化交流的设想。在蔡元培的支持下，谭向民国政府表达了联合印度振兴中印文化的愿望，民国政府对其设想予以支持。1934年11月，谭云山从印度归来，向民国政府汇报，关于中印学会的事，已与印度方面接洽完成，商定由印度著名学者泰戈尔负责印度方面的组织工作，中国方面，由戴季陶负责组织。当时因考虑到中、印、英三国的关系，为避免产生政治上的纠纷，戴季陶主张:“目前中印文化之联络，只能限于文化，尤以偏于宗教文化为宜，若稍涉及政治，结果必不好。”据此方针，他指示中国的中印学会，“在第一期工作中，绝对不作宣传，到第二期开始时，方可将第一期工作情形发表。(亦无须取现代式之宣传)以后三期四期均如是，自然于无形中，为政治经济工商业等一切国民生活，均有莫大好处。”1935年5月3日中印学会在南京成立，为避免过多的政治色彩，此会推选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为理事长，戴季陶为监事长。（单滨新）